揭秘古时皇帝出来走一趟 排场究竟有多大?
按礼制,皇帝出行的仪仗极隆重,称“车驾卤簿”,分为大驾卤簿、法架卤簿、小架卤簿三种。“卤”通“橹”,意指大盾;“簿”为簿册。可知设立卤簿仪仗的初衷是保卫天子安全。后来随着仪仗规模的扩张、礼制的发展,车驾卤簿的护卫功能弱化,宣示皇家威仪与天子尊贵的礼仪功能凸显出来。其中大驾卤簿的规格最高,规模最大,一般来说,天子南郊祭天大典才需要动用大驾卤簿。北宋的大驾卤簿仪仗尤其盛大,宋仁宗时,“宋绶定卤簿,为《图记》十卷上之,诏以付秘阁。凡大驾,用二万六十一人”。
现在我们还能看到的宋画《大驾卤簿图书》,描绘的应该就是宋绶制订的卤簿仪仗。据研究者统计,此图卷共绘有“官吏将士五千四百八十一人,辂、辇、舆、车三十五种五十八乘,象六只,马二千八百七十三匹,果下马二匹,牛三十六头,旗、旗、旃、纛九十杆,乐器一千七百零一件,兵杖一千五百四十八,甲装四百九十四,仪仗四百九十七”。宋人重礼,对卤簿仪仗的讲究,既是渲染皇家威仪,也是为了展示南郊祭天的至高无上规格。
不过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宋朝君主往往简化出行的仪仗与仪式,甚至出现“不成体统”的局面。据马端临《文献通考》,仁宗皇帝“车驾行幸,非郊庙大礼具陈卤簿外,其常日导从,惟前有驾头、后拥伞扇而已,殊无前典所载公卿奉引之盛。其侍从及百官属,下至厮役,皆杂行其道中。步辇之后,但以亲事官百余人执挝以殿,谓之禁卫。诸班劲骑,颇与乘舆相远,而士庶观者,率随扈从之人,夹道驰走,喧呼不禁。所过有旗亭市楼,垂帘外蔽,士民凭高下瞰,莫为严惮。逻司街使,恬不呵止,威令弛阙,玩习为常”。
——如此简陋的皇家仪仗,恐怕还不及后世一个县长下乡视察时之威风。围观皇帝的士庶,非但没有跪伏、回避,还跟随在皇室扈从之后,“夹道驰走,喧呼不禁”;皇帝车驾经过的街路,“士民凭高下瞰”,官方也“不呵止”。
针对这一情况,参知政事宋庠在康定元年(1040)奏请朝廷,参照“前代仪注及卤簿令”,订立“乘舆常时出入之仪”,以“具严法禁,上以示尊极,下以防未然”。仁宗皇帝采纳了宋庠的建议,“诏太常礼院与两制详定”礼仪,但制订出来的仪礼只是禁止民间士庶“乘高下瞰”、“夹道喧呼驰走”,并无指令他们跪伏的要求。而且新礼仪后来又“浸弛”了。
还是《文献通考》的记载,南宋绍兴年间,“自六飞南渡,务为简便,唯四孟享献,乘舆躬行,前为驾头,后止曲盖;而爪牙拱扈之士,或步或趋,错出离立,无复行列;至有酌献未毕,已舍而归;士民观者,骈肩接袂,杂遝虎士之中”。
“四孟享献”是指每季第一个月,皇帝需驾出祭祀宗庙,仪仗规格略低于大驾卤簿。但宋室南渡后,一切礼仪从简,皇帝车驾出行,也有如前述仁宗朝之“威令弛阙”,士民观者混杂在皇家卫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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