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会议的过程简介 西汉盐铁会议的主要内容
盐铁之议,又称盐铁会议,是汉昭帝时,霍光组织召开的一次讨论国家现行政策的辩论大会,其本质是对汉武帝时期推行的各项政策进行总的评价和估计。汉宣帝时,桓宽根据当时会议的记录,整理为《盐铁论》。
会议流程
召集人员
始元五年(前82年)六月,杜延年向霍光建议“行文帝时期政策,提倡节俭、对民宽和”,霍光采纳,诏令三辅、太常各举“贤良”二人,各郡国察举“文学”一人。
开始时间
始元六年(前81年)二月,召集抵达京师的贤良文学(贤良方正所选拔出的人才),商议罢黜盐、铁、酒等专营政策,会议在京师隆重召开。
结束时间
始元六年(前81年)七月,会议结束,历时五个多月。
与会人员
政府官员:御史大夫桑弘羊,丞相府的属官丞相史和御史大夫的属官御史等。政府方面的主要发言人,是御史大夫桑弘羊,共发言一百一十四次。御史发言十九次,丞相史发言十五次。
民间人士:贤良、文学,即“贤良方正”,共六十余人。贤良是已经取得功名的儒生,文学是在某种学问上有一定成就的名士,他们都不是国家的官吏,而属于民间的知名人士。留下姓名的有茂陵唐生、鲁国万生、汝南朱子伯、中山刘子雍、九江祝生等。贤良文学也是经过一定挑选的,并不是每个郡平均出人。
中间方:丞相田千秋,他发言不多,只是在双方辩论激烈的时候,讲一些折中调解的话。
争论焦点
盐铁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民所疾苦,教化之要”。在会议上,从民间来的贤良文学对盐铁官营等财政措施进行了全盘否定,并进而攻击汉武帝时期的内外政策;作为这些财政措施的经办人,桑弘羊坚决捍卫汉武帝的内外政策,不仅就盐铁等政策的存废与贤良文学展开了激烈论辩,而且充分肯定了诸如抗击匈奴、加强中央集权、大力抑摧豪强和农商并举政策的作用。此外,还涉及农业的基本政策,对社会现状的估计和伦理道德观念的理解,以及如何看待古与今的关系等问题,这次会议已成为汉武帝一代政治得失的会议。
经济政策
贤良文学全盘否定官营政策,指责盐铁官营、均输、酒榷等“与民争利”,并导致民风败化,把盐铁等官营视为民所疾苦的根源;主张让农民从事本业(农业),抑制末业(商业),即重农抑商。其本质则是抑制官商,即反对官营。他们认为盐铁官营之后,只注重产量,质量差,价格高,生产的农具多大而不适用;同时还存在不准挑选、购买不便、强买强卖和强迫农民服役等问题。均输法推行后,均输官征收当地没有的物品,采取欺诈手段,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给农民造成了更大的负担和痛苦。平推法的施行,导致物价上涨,出现营私舞弊、官商勾结甚至囤积居奇的现象。
桑弘羊承认盐铁等官营事业,由于一些地方官不按国家规定的办法行事,造成了一些流弊。但他批驳了贤良文学们全盘加以否定的看法。他认为兴盐铁、酒榷、置均输平准,扩大了财源,是抗击匈奴,消除边患的经费来源,而且,这些政策便于堵塞豪强大家的兼并之路,且可济民救灾,有益于农民。如果政府不实施官营政策,增加收入,就要增加农民的赋税,反而更会加重农民的负担。
对外政策
对匈奴的政策上,贤良文学反对向匈奴用武力,主张偃兵休士,厚币和亲,依靠德政的感化维持和亲局面。他们认为,匈奴远处漠北,对其侵扰活动,主要应用德化,多给他们点财物,与他们和亲,搞好双方的关系。他们认为汉武帝对匈奴进行的几次大规模的战争,都是几个好事之臣,故意夸大敌情,欺骗了汉武帝,挑起了战祸。这几次战争没有能削弱匈奴,反而造成了西汉国势的衰弱,应该追究他们的责任。
桑弘羊则主战,坚决反对和亲。他认为匈奴反复无信,屡次破坏和亲,侵扰边境,不能采用德政感化,只有通过战争才能阻止匈奴的侵扰,保证汉王朝的安全;强调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战争是成功的,击败了匈奴的大军,保卫了国家边境的安宁,是“当世之务,后世之利”,将会流传千古。
治国理念
对西汉独尊儒术后的统治政策,汉宣帝做过一个经典概括:“霸王道杂之”,具体做法就是德刑并用,理论渊源就是先秦儒家和法家的思想相互结合,以儒学为主题,法家思想作为一个重要方面,同时吸收墨家道家和阴阳家等的思想。武帝独尊儒术后,为了达到恩威并用双管齐下的目的,大力推行“霸王道杂之”的政策。
贤良文学信奉儒家的仁义学说,主张德治,认为行仁政就可以无敌于天下。特别是汉武帝任用的一些酷良,如杜周、张汤、王温舒等人,连法律也不顾,随意谄害无辜的群众,动不动就一人犯罪,株连全族,搞得人心恐惶,动乱不安,因而激起了人民的反抗。他们一再引证历史教训,批判严刑峻法,指为亡国之道,把严刑峻法看作是秦王朝灭亡的原因。
桑弘羊以法家学说作为指导思想,主张法治,坚信刑法可以止暴,特别推崇严刑峻法的作用。他认为治民之道不在教化,而在励行法治,让他们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有了严刑峻法,百姓就小心谨慎,奸邪自然止息。针对贤良文学对一些酷吏的指责,他认为这些酷良都能作到以法治事,对犯法者雷厉风行地加以处决,毫不手软,所以在他们治理的地方,能作到寇止奸禁,取得良好的治绩。
义利之争
关于重义与重利导向的争论关系着对经济活动如何引导,决定着统治者的策略取向。贤良文学以儒家为旗帜,主张人性善良,不能只讲利,还必须有义的约束。坚持崇尚仁义才是真正的治国之本。桑弘羊是以法家为代表的功利主义者,主张重利轻义,认为人性自私,趋利避害,重利是加强中央集权、抗击匈奴和赈济灾荒的需要,并明确指出财富是仁义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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