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刘桓治国之道 克己欲抑己恶旧兼新尽臣才
汉文帝常被认为在对待诸侯问题上至少错误有二:一是骄纵淮南王长、吴王濞等诸侯王,二是不能完全采纳和贯彻贾谊、晁错等人削藩的建议。其实这些都是不能体察文帝所处具体时代的浮泛之论。
汉文帝在位之时,正值匈奴强盛,假如文帝真对诸侯大动手脚,内忧与外困必然使国家风雨飘摇,所以匈奴问题使文帝必然只能怀柔诸侯。加之,文帝时高帝刘邦的老臣健在者不少,从文帝的一则诏书便可看出:“列侯从高帝入蜀汉者六十八人益邑各三百户,吏二千石以上从高帝颍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户,淮阳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户,卫尉足等十人四百户。”至于如陈平、周勃、灌婴、夏侯婴、陆贾等人更是身居重位且足智多谋。正是他们的合谋使吕后的阴谋不能得逞,同时也是他们使文帝得以由一偏藩诸侯成为九五之尊的皇帝,如何使这些人不至僭越也是文帝需要思考的问题。比如周勃因拥帝登位功高而被封为万户侯,身居宰相之位,“朝罢趋出,意得甚”,因功高而得意之极的人难免会行为出轨,汉文帝需要用诸侯来制衡这些势力强大的高帝旧臣。更有,当年高后死而吕产、吕禄之所以不敢立刻施行逆谋,也是因为内惧高帝老臣,外惧山东诸侯势力。如此多的理由,文帝怎么可能骤然一味削藩呢?
与此同时,汉文帝也积极着手国内防御和削弱诸侯强国的部署。前元12年,贾谊上疏:“今淮南地远者或数千里,越两诸侯,而县属于汉。其吏民徭役往来长安者,自悉而补,中道衣敝,钱用诸费称此,其苦属汉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归诸侯者已不少矣。其势不可久。臣之愚计,愿举淮南地以益淮阳,而为梁王立后,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阳。梁起于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阳包陈以南揵之江,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梁足以扞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陛下高枕,终亡山东之忧矣,此二世之利也。”建议文帝封亲子到梁、代等天下要害之地并扩大他们的领地,文帝听从了这一建议。在吴楚七国反时,这一部署发挥了关键作用,梁国成功地遏制了七国军队的前进。
“福由德兴”,汉文帝以他的仁德修身、治民、理诸侯和安四境,造就了人民之福、国家社稷之福,同时他本人由此赢得了千古赞颂,所以也成就了自身之福。“德者得也”,仁德使人得幸福国兴旺。同时,从汉文帝的具体实践,可见施政者的仁德人格对国家政治的有利影响,并且,仁德并不是懦弱无力,毫无原则,恰恰相反,仁德是指最恰切解决问题的“度”,它是事物达到最高和谐的手段和途径,汉文帝旧兼新以尽臣才,怀与安以置诸侯的成功治国经验,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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