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梅兰芳:鲁迅为何要嘲弄京剧大师梅兰芳
梅兰芳(1894-1961),京剧艺坛翘楚。在近60年艺术实践中,他发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影响很广,世称“梅派”,列“四大名旦”之首,被旦行尊为“一代宗师”。
鲁迅是著名作家,1933年初,鲁迅与梅兰芳除了在上海共同出席过一次欢迎英国文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萧伯纳的聚会外,以后并没有任何接触与往来,可以说两人关系是“素昧平生”,按理是不应存在什么历史夙怨的。但在20世纪50年代,北京举行关于纪念鲁迅的诞辰与忌辰的活动集会中,作为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席的梅兰芳却很少出席,有时即使应邀也十分勉强,往往是迟到早退,在会上从来不讲话,不谈论鲁迅的事。
为何“一代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对被毛泽东誉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的鲁迅态度如此冷漠,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一)
这得从鲁迅少年时对京剧特别厌恶谈起。
最早见于他于1922年12月发表在《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十二号的《社戏》。在这篇散文体小说中,鲁迅直言不讳地说,在20年间“只看过两回中国戏(指京剧)”,给他留下了深深的不良印象:“似乎这戏太不好”,“看小旦唱,看花旦唱,看老旦唱,看不知什么角色唱,看老生唱,看一大班人乱打,看两三个人互打”,实在“使我省悟到在这里(指戏台下)不适于生存了”。“这一夜,就是我对于中国戏(指京剧)告了别的一夜,即使偶尔经过戏园,我也漠不相关,精神上早已一在天之南一在天之北了”。小说中又说:“前几天,我忽在无意之中看到一本日本文的书,是关于中国戏的。其中有一篇仿佛说,中国戏是大敲,大叫,大跳,使看客头昏脑眩,很不适应于剧场……我当时觉着这正是说了在我意中而未曾想到的话。”云云。从上述可见,鲁迅在少年时代对京剧就是特别厌恶的。
后来到青年时代,鲁迅仍然十分讨厌京剧。他认为京剧是“玩把戏”的“百衲体”,“毫无美学价值”可言。据鲁迅的好友、左联作家郁达夫的《回忆录》中透露:“在上海时,我有一次谈到了茅盾、田汉诸君想改良京剧”,不料,“他(指鲁迅)根本就不赞成”,并很幽默地说:“以京剧来救国,那就是‘我们救国啊啊啊’了,这样行吗?”对于人们一致公认的京剧表演中的“象征艺术”,鲁迅却极力反对。他认为京剧“脸谱和手势,是代数,何尝是象征?他除了白鼻梁表丑角、花脸表强人、执鞭表骑马、推手表开门之外,哪里还有什么说不出、做不出的意义”?
如果说鲁迅仅是对京剧艺术的厌恶与否定,那也就罢了。问题是他多次撰文对梅兰芳指名道姓地进行尖刻的抨击,以致梅兰芳在鲁迅死后、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仍耿耿于怀,无法释怨,并在一些纪念鲁迅的公开场合上,以沉默、冷漠的态度对待之。
(二)
鲁迅曾写了一篇《论照相之类》的文章,语言十分刻薄,充满嘲弄、挖苦,对“素昧平生”的梅兰芳进行攻击。鲁迅认为梅兰芳饰天女、演林黛玉等,眼睛凸、嘴唇太厚,形象不美。鲁迅尖刻、挖苦地说:“我们中国最伟大最永久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异性大抵相爱。太监只能使别人放心,决没有人爱他,因为他是无性了——假使我用了这‘无’字还不算语病。然而也就可见虽然最难放心,但是最可爱的是男人扮女人了,因为从两性看来,都近于异性,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所以这就永远挂在照相馆的玻璃窗里,挂在国民的心中。外国没有这样的完全的艺术家,所以只好任凭那些捏锤凿、调彩色、弄墨水的人跋扈。”
鲁迅在1934年6月4日又写了一篇题为《拿来主义》的文章,收入《且介亭杂文》中。该文对梅兰芳拟应邀赴苏联演出,进行文化交流一事,给予无情的抨击。文中说:别的且不说罢,单是学艺上的东西,近来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览,但终“不知后事如何”;还有几位“大师”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叫作“发扬国光”。听说不远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以催进“象征主义”,此后是顺便到欧洲传道。我在这里不想讨论梅博士演艺和象征主义的关系,总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说,也可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
接着是鲁迅在1934年11月5-6日两天,在《中华时报·动向》上又发表猛烈抨击梅兰芳京剧艺术的文章,题名为《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令人费解的是,这是梅兰芳在美国演出成功载誉归国,受到国人空前热烈欢迎与祝贺之后不久的日子里,鲁迅在百忙与疾病缠身中撰写的挖苦、抨击梅兰芳的评论文章。鲁迅在文中说:“梅兰芳不是生,是旦,不是皇家的供奉,是俗人的宠儿,这就使士大夫敢于下手了。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将竹枝词改为文言,将‘小家碧玉’作为姨太太,但一沾他们的手,这东西就要跟着他们灭亡。他们将他从俗众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来。教他用多数人听不懂的话,缓缓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先前都是他做戏的,这时却成了为他而做,凡有新编的剧本,都只为了梅兰芳,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兰芳。雅是雅了,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还觉得自己不配看了。名声的起灭,也如光的起灭一样,起的时候,从近到远,灭的时候,远处倒还留着余光。梅兰芳游日、游美其实已不是光的发扬,而是光在中国的收敛。他竟然没有想到从玻璃罩里跳出,所以这样的搬出去还是这样的搬回来。”
(三)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一文见报后,无疑给梅兰芳当头泼了一瓢冷水,气得他啼笑皆非,无言以对。因为鲁迅没有用真名而是用化名“张沛”发表的,当时梅兰芳正准备赴苏联演出,顾不上去打听“张沛”究竟何许人也?不过,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何况报界编辑、记者中,梅兰芳也有不少朋友。而且在旧中国时代,还有人专门以从事“包打听”为业。只要肯花费点儿钱,自然有人将“张沛”的真实姓名透露给梅兰芳。当梅兰芳得知“张沛”原来竟是文豪鲁迅时,他惊呆了,百思不得其解,他与鲁迅除了在欢迎英国文豪萧伯纳时见过一面外,从没有再打过交道,更无恩怨可言,为何鲁迅先生不敢用真名实姓发表而采用如此“尖刻”文字、无情嘲弄来抨击自己呢?梅兰芳知道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拥有的地位,自己根本无法在论战中同鲁迅抗衡,更何况当时鲁迅也已辞世。梅兰芳实在无可奈何,于是也就采取以“沉默”和“冷漠”对待鲁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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