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曹魏最善权变的谋士贾诩 在乱世中保全自己
贾诩是三国曹魏最重要的谋士之一,《三国志》把他排列在荀彧荀攸之后,三人同传。陈寿评曰:“荀攸、贾诩,庶乎算无遗策,经达权变,其良、平之亚欤!”。但是认真说来,贾诩“经达”尚在其次,“权变”倒是他的特长。
所谓“经达”,就是能宏观长远地看问题,所谓“权变”,就是能因势利导,权益变通。那么贾诩在汉庭和曹魏提出过什么“经达”的重大主张没有呢,没有,或者说很少。相反,他倒是权变有术。
首先说在汉庭,贾诩原为奸贼董卓部将。董卓死后,贾诩献计李傕、郭汜反攻长安,挟献帝以自保。这就是典型的权变之策。对此,裴松之在注释中批评:“夫仁功难著,而乱源易成,是故有祸机一发而殃流百世者矣。当是时,元恶既枭,天地始开,致使厉阶重结,大梗殷流,邦国遘殄悴之哀,黎民婴周余之酷,岂不由贾诩片言乎?诩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乱,未有如此之甚。”裴松之论虽然是站在汉统的立场,但贾诩此谋不惜生灵炭涂,当然算不得经达,只能说是很毒的权变。
再说贾诩劝张绣归顺曹操,固然显示其识主揣君之明,他准确地指出袁绍不能容人而去投降曹操,无非是看重曹操有三点优势,一是曹操挟天子令诸侯,名正言顺;二是曹操目前兵力较弱,更愿意拉拢人;三是曹操野心很大,一定能够不计前嫌。这说到底也是为自己寻求靠山的投机权变之谋,所以曹操只是说:“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曹操对贾诩封侯迁牧,但所迁之牧是当时为袁绍所占冀州,后来打下冀州曹操又自己兼任州牧,这说明曹操对他也不是真的很看重。
最重要的是贾诩辅佐曹操的一些计谋,都不是阳谋大略,而多是一些阴谋诡计。在官渡之战中,曹操问计于贾诩,贾诩说:“您在精明、勇敢、用人、决断四个方面都胜过袁绍,之所以相持半年不能过取胜,是想顾及周全啊,抓住机会,便能很快取胜。”这番话显然不是什么重大战略调整,而是要曹操搞点灵活机动的战术,瞅着空子突袭偷袭甚至是小偷小摸。曹操也是精于此道的,当然称善,后来偷袭乌巢,最终战胜袁绍。
特别是曹操与韩遂、马超为首的十部联军的渭南之战,贾诩出的主意更是属于下三滥的阴招。当时马超受挫,提出划河为界的议和条件,被曹操拒绝。马超提出划地为界的要求,并送子为人质。贾诩认为可以表面上假意应允,麻痹对方,暗中积极准备,并且采用很损的离间计。曹操采用他的阴谋,写书离间马超和韩遂,使他们内乱,然后发起进攻,大胜而归。
在帮助曹操确立后继人的问题上,贾诩本来早就支持长子曹丕而且对他加以指导,但当曹操私下问贾诩对立嗣的看法时,贾诩却闭口不答,后来转弯抹角地说:“我在想袁绍和刘表啊。”曹操当然知道袁绍和刘表都是因为废长立幼搞乱了套的,于是大笑,立曹丕为太子。这说明贾诩即便有经达之见,也是首先出于明哲保身的权变考虑的。贾诩认为自己非曹操旧臣,即便策谋深长,也怕曹操猜嫌,于是采取自保策略,时时处处谨小慎为。
废汉称帝,是曹操一生未能如愿的最大心机。曹操死后,贾诩赞成曹丕称帝,其实也是一种权变之谋。特别是他要曹丕假装再三谦让,并且采取由汉献帝主动禅让的方式,更是一种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卑鄙政治权术。
当然,贾诩也给曹操出过一些经达的主意,在曹操占领荆州之后想乘机顺江东下的时候,他曾经劝阻说应该安抚百姓,等待时机,曹操不从,结果在赤壁之战中大败而归。后来曹丕问计贾诩:“我想统一天下,吴、蜀应先征讨哪个?”贾诩建议应先治理好国家再动武,曹丕不听,果然无功而反。但就贾诩一生来看,他最擅长的还是权变,而且他的权变往往是既不讲道义也不顾生民,阴谋多于阳谋,最根本的利益考量是为其自谋。
所以,尽管贾诩能在乱世中审时度势保全身家,别的谋士大都惨遭杀身之祸而他却能得以善终并且位列三公,但这样的谋士之道其实是不值得称道的。对于这样的人,历史也是不该、也不会给予很高的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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