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曾对哪位“伟人”称 朕不知如何疼你
有人说,雍正之所以上位成功,主要是隆科多和年羹尧两个人,一内一外,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所谓“一内”,指的是隆科多利用步军统领的职权(他当时统辖步军五营约两万多兵力),封闭京城九门,让雍正的反对派们成了瓮中之鳖,同时又完全断绝他们和外界的联系,控制了雍正即位后京师的秩序;所谓“一外”,指的是雍正通过川陕总督年羹尧震慑并钳制十四阿哥胤禵,稳定西北局势,倘若胤禵举兵造反的话,断难通过年羹尧这一关。
中国的古话常说,鸟尽弓藏,功尽人亡,功臣一般都是不得好死的。曾经有个浙江钱塘的举人汪景祺,因为在仕途上混得不顺利,后来便投书给年羹尧,奉承他是“宇宙之第一伟人”,说唐朝名将郭子仪等人和年大将军相比,不过是“荧光之于日月,勺水之于沧溟”,还说他“制敌之奇,奏功之速”,历史上无人可及。汪景祺的马匹功夫很到位,捧得年羹尧心里乐开了花,于是便将他收入幕中。
后来,汪景祺给年羹尧又上了一书,叫《功臣不可为》。他在书中说,功臣之所以难做,问题出在主子身上。那些主子既害怕别人作乱,又要依靠功臣去戡乱;但乱平后,往往又猜疑功臣,他们认为功臣既然能定乱,必然也能作乱,因此对功臣起疑惧之心;功臣得到主子的封赏后,往往会被小人嫉恨并在主子面前大肆中伤,要是功臣壮着自己的功绩,在主子面前直言相谏的话,往往会被主子认为骄横,进而怒之厌之。如此一来,“进不得尽其忠节,退不得保其身家”,功臣无论如何都要获罪,难逃一死。
汪景祺写书的时候,正是年羹尧得意之时,他没有理会汪景祺的劝告,不料后来年羹尧获罪时这书被发现,反成了年羹尧的一大罪状。在查抄年府的时候,侦察人员又发现了汪景祺的一首七言绝句,里面有一句说“皇帝挥毫不值钱”,把雍正气得几乎吐血。结果汪景祺被处斩,妻子发黑龙江给穷披甲人(军士)为奴,五服内的族亲全部革职。
和汪景祺类似的还有个叫钱名世的人,他和年羹尧是乡试的同年(同年中举),雍正二年(1724年)年羹尧进京的时候,钱名世上奏说年羹尧平定青海有功,请求为之立碑。年羹尧倒霉的时候,钱名世也被连累,雍正说他的行为是文人的无耻钻营,并亲自写了四个大字送他,曰:“名教罪人”!
不仅如此,雍正后来还革了钱名世侍讲学士的职,把他赶回老家,并命地方官特制一个写有“名教罪人”的大匾挂在钱名世家里。更搞笑的是,雍正还让举人、进士出身的京官每人写首诗讽刺钱名世,最后还非得让钱名世亲自将那些讽刺诗文编辑出版,作为宣讲材料发到各地让人学习。有个侍读学士吴孝登诗写得谬妄,被雍正流放在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还有几个人诗写得不认真,也被革职,处罚甚至超过了钱名世。
再说那年羹尧,也非等闲之辈,他本是汉军镶黄旗人,父亲年遐龄曾做过工部侍郎、湖北巡抚,哥哥年希尧也曾做过工部侍郎。这些还属平常,关键是年羹尧的妹妹是胤禛的侧福晋,雍正即位后被封为贵妃。如此说来,年羹尧还是雍正的大舅子。不过,年羹尧虽说是标准的皇亲国戚,但他本人是有真本事的。他后来虽然以军功著称,但他年轻的时候却是中过进士的(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并且还做过翰林院的检讨,这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妹妹的这层关系,年羹尧和雍正的关系自然大不一般,他在官场上也是一帆风顺,他先做四川巡抚、后升为四川总督,康熙六十年(1721年)又做上了川陕总督。康熙死后,雍正命他与接替抚远大将军胤禵的延信共同执掌西北军务。由此,年羹尧和隆科多成为雍正即位后的左膀右臂,备受恩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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