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賢不過是裝腔作勢的“廢人 還是有點嫩
《晉書·本傳》開列了“竹林七賢”:阮籍、嵇康、山濤、向秀、劉伶、王戎、阮咸——他們都是赫赫有名的奇人、異士和瘋子。“賢”怎麼解釋?當是德才兼備的人物吧。顯然,把這乖張、怪異的七位哥們兒稱為“賢”,是對漢語的一大嘲諷。說白了,所謂“竹林七賢”並沒有什麼過人的本領,雖說他們都有一點文化功底,也有造福黎庶的雄心壯志;可惜,當局不買帳。於是,這哥兒七個立刻暴露出三大致命弱點:一,脆弱。二,自戀。三,放蕩。這種無功於當代的“廢人”,居然被捧到了“聖賢”的交椅上——憑什麼?顯然,又是歷代成群結隊的失意文人,塗脂抹粉。倘若歷史真的掌握在這群自命不凡的傢伙手裡,那麼,華夏文明將熬成一鍋“爛熗湯”。
且看所謂“七賢”,曾怎樣在魏晉的“竹林”裡“耍活寶”:
嵇康愛罵街,公開和司馬政權唱對臺戲,還當面奚落司馬昭的親信鍾會,最終被推上法場,身首異處。據說,嵇康擅長彈琴,臨刑前,還當著三千太學生的面演奏了最拿手的《廣陵散》。死,如何慷慨悲壯已不重要,關鍵是他以言罪人,白白拼上了性命著實可惜。鬥爭與藉口無礙,但與方式有關。一介書生,三尺微命,沒有任何自衛的武器,只圖一時痛快而引頸就戮,世人就有理由懷疑他無畏背後的真實性。即使逃過司馬氏這一劫,也還有更糟糕的結局等待他。嵇康與那個時代實在是格格不入。他根本不能替老百姓做點什麼,只有添亂子、找麻煩、徒增談資的份兒。
阮籍稍微溫和一些,他“不與世事,酣飲為常”,整日縱酒談玄,卻從未泯滅那顆高傲的心。“阮籍登廣武而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其名。’”他所謂的英雄還不是“老子天下第一”?有做英雄的機會,你拒絕;當一介草民又不甘心,對別人的聲望和成就一臉的瞧不起。那麼,當時勢造英雄的關口,你在哪裡呢?喝酒,清談,說風涼話……《論語》有言:“道不同不相為謀。”既然與司馬政權不共戴天,乾脆不為政治浪費唾沫,何必還吃一個、看一個呢?對常人來說,“哀大莫過於心死。”而阮籍這樣的人,則“哀大莫過於心不死”啊。
劉伶是徹頭徹尾的醉鬼,這幾分深沉的醉意增加了他隱士的風度。據說,他常乘鹿車出遊,隨手攜帶一把酒壺,身後,跟著一名荷鍤的僕人,劉伶吩咐過:“死便埋我。”《道德經》有這樣的語錄:“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又何患?”劉伶不眷戀這副臭皮囊,死了更清爽,索性躲藏到對頭與時間都找不到的地方。
俗話說:“光棍不鬥勢力。”“竹林七賢”空有滿腹才學、一腔報國之志,可惜,生不逢時,尋求不到政治上的合作者。退一步,即使能達成兩相情願的合作,以“竹林七賢”的性格,久居人下恐也難以長久。說時勢造就了他們的隱士身份,還不如說性格左右了他們的命運走向。嵇康鼓吹的“非湯武而薄周禮”、“越名教而任自然”,根本就不是巍巍廟堂上的主旋律。明知報國無門,還念念不忘“封侯印”,加倍的痛苦使這七個人選擇了比原來更誇張、更慢世的生活方式:縱情山水,酗酒吟嘯,抨擊時政,臧否人物。
隱遁,反倒招來世人注目,或可認為他們誇張的表演純係一種“行為藝術”,一旦找不到識貨的買主,就枉費心機。姜尚、孔明是為數不多的幾名幸運者;而大多數更有才能的隱士,只能像“竹林七賢”一樣,“朝如青絲暮成雪”。中國從來就不缺少人才,也從來不在乎埋沒人才。你生、你死、你做五花八門的誇張表演和“行為藝術”,沒有權門來捧場,最終也是無謂的掙扎。阮籍的《詠懷》詩可見這種沒有觀眾的淒涼:“獨坐空堂上,誰可與親者?出門臨永路,不見行車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日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
再牛的人物,也是肉做的。沒有觀眾的時候,就不需要表演了。卸妝之後赤裸裸,這才是最真實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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