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順帝“八使出巡”的反腐戲 張綱拒絕作秀
自東漢中期起,外戚、宦官與清流官僚構成左右朝政的三大集團。呂思勉指出:
“漢朝時候的社會,本不及後世的平等。它的原因,是由於(一)政治上階級的不平,(二)經濟上分配的不平。這種不平等的社會,倘使政治清明,也還可以敷衍目前,為‘非根本的救濟’;卻是後漢時代,掌握權柄的不是宦官就是外戚。”
我們不能將三大集團統斥為一丘之貉,以一句“統治階級內部狗咬狗的權鬥”抹殺所有是非。毫無疑問,外戚與宦官代表著王室,是統治階級中最腐朽的特殊集團;而清流官僚代表著文治政府(按錢穆之見,漢武帝以來文治政府開始脫離王室而獨立,是政治制度的一大進步),力圖還國家民眾一個相對清明的政治環境。東漢和帝以降,倚恃君主好惡的左右擺動,外戚與宦官兩大集團輪番控制朝局。但不論哪個集團上臺,重用的都是自己人。區別僅僅在於,外戚倚重的是孃家叔伯兄弟及其黨羽,宦官集團起用的是惟命是從的鷹犬死黨。這樣的政局哪會清明!而黑暗腐敗的中央政治,總是勾結地方上貪墨官吏與不法豪強,魚肉當地民間的弱勢群體。呂思勉這樣概述當時情勢道:“中央的政治一不清明,各處郡縣都佈滿了貪墨的官;各處郡縣都佈滿了貪墨的官,各處的土豪,就都得法起來。那麼,真不啻布百萬虎狼於民間了。”且以順帝朝為例,以張嬰為首領,聚眾萬餘人,在揚州、徐州之間(今江蘇南部)長期“寇亂”。這一群體性事件的真正起因,是那些弱體群體“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游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
且說漢順帝11歲即位,成年後立侍中樑商之女為皇后,不久,就拜樑商為大將軍,其子樑冀為京城最高長官河南尹。樑商還算安分,樑冀卻“居職多縱暴非法”,竟公然“遣人於道刺殺”告發他的洛陽令呂放,還目無國法,“盡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樑商一死,順帝就命樑冀接替他老爸的大將軍之職,還讓樑冀之弟樑不疑代為河南尹,梁氏兄弟成了專橫跋扈的官二代。繼和帝朝的竇氏、殤帝朝的鄧氏以後,梁氏外戚集團掌控了朝政大權,而且為惡更烈。
按呂思勉的說法:“凡是一種特殊階級,不到他應當滅亡的時候,無論他怎樣作惡,人家總只怪著階級裡的人,並不怪著階級的本身。這是社會的覺悟,有一定的限度”。然而到東漢中葉,人們已普遍覺悟,把朝政貪腐汙濁的總根子指向外戚與宦官這樣的“特殊階層”。在推動社會覺醒上,清流名士的大聲疾呼與殊死抗爭起著積極的作用;而他們向外戚、宦官的鬥爭,就具有歷史正能量的作用。
史稱,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皇帝有危機感,固然值得肯定,但放縱宦官來奪回外戚的權力,無異引虎驅狼,則是絕對昏招。漢安元年(142年),順帝也認識到有必要在地方上懲治貪腐,整肅綱紀,便親選八位“素有威名者”,分行天下。八使猶如後世的欽差大臣,也彷彿現代的中央特派大員。這在當時絕對算得上大舉措,史稱“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朝野翹首引領,期望值相當高。據《後漢書·順帝紀》載:“遣侍中杜喬、光祿大夫周舉、守光祿大夫郭遵、馮羨、欒巴、張綱、周栩、劉班等八人分行州郡,班宣風化,舉實臧否。”《後漢書》對他們承擔的兩大使命交代得比較原則,對照其他史書便相對清楚。所謂“班宣風化”,據司馬彪《續漢書》,就是“其有清忠惠利,為百姓所安,宜表異者,皆以狀上”,也即樹立正面的榜樣力量。而所謂“舉實臧否”,據《資治通鑑》,就是“其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說得淺顯點,出使者倘若查訪到貪墨的官員,凡是州刺史與郡守級別的方面大吏,必須以驛馬快遞上報給朝廷懲處;至於縣級官員,有權直接將他們就地法辦。不言自明,“舉實臧否”,即懲治貪腐的地方官,才是朝廷派遣大員出使的真實用意。這些使者都是“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官銜也都不小,光祿大夫是九卿之一光祿勳的副職,相當於當時的副部級待遇,由此足見漢順帝的懲貪決心。
八使之中,要數張綱最年少官微,卻頗有主見。此前,他得知順帝雖有危機感,卻引用宦官,便慨然長嘆:“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掃除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立即上書,規勸順帝說,外戚集團與宦官集團都不能倚重,應“少留聖思,割損左右”。當然,順帝還是拉這個特殊階層打壓另一特殊階層,走他危險邪乎的權鬥鋼絲。
再說杜喬等七位使者相繼離開京城洛陽,絡繹趕赴指定州郡。惟獨張綱卸下使者專車的輪子,埋在京城都亭之側。有人詢問其故,他憤然說道:“豺狼當路,安問狐狸!”在他看來,地方貪腐的總根子全在朝廷,現在讓八使按察地方,不過是去逮幾隻狐狸而已,而豺狼卻仍在朝中當政,完全是治標不治本的把戲。拒絕出使後,張綱退而上奏道:“大將軍樑冀、河南尹樑不疑倚仗外戚的身份,佔據要害的職位,貪婪斂財,驕縱無法,重用諂諛,陷害忠良。實為天威所不赦,大辟所應加。我條陳他十五款無君的罪狀,都是正人君子所不齒的。”張綱的奏書及其埋車都亭的快舉,讓整個京師為之震動。順帝儘管明白張綱的耿直之心,也深知其所奏都是事實,但在“豺狼當路”的情勢下,“內寵方盛,諸樑姻族滿朝”,對張綱冒死上奏“終不忍用”。
樑冀卻恨之入骨,派張綱出守廣陵(今江蘇揚州),去對付徐、揚之間歷時十餘年的張嬰“寇亂”。他的如意算盤是,張綱即便不為所殺,也可以找碴算計。張綱赴任,直抵營壘,只帶十餘親隨,約見對方。張嬰見其誠意,出營赴會。張綱說:“前後那些郡守恣意貪暴,致使你們懷憤集聚,他們確實有罪;但你們這樣鬧事也不對。現在主上派我來,不想加以刑罰,而要給予安撫。當然,你們如果執迷不悟,那就大兵將至。兩者利害,還望三思。”張嬰表示,自己所以起事,不過是游魚偷生釜底,因無法上達朝廷,現在情願歸服。張綱解散起事群眾,親自為他們解決居宅與田地問題。史稱“人情悅服,南州晏然”,南方州郡終歸穩定。朝廷對張綱“論功當封”,卻遭到樑冀的阻撓。在廣陵一年,張綱病故,扶老攜幼前來弔唁的老百姓不可勝計,都說:“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與其五百舊部為張綱成服行喪,千里迢迢將靈柩從廣陵扶送回洛陽,一說送回其老家犍為(今四川彭山東),還為他背土壘墳。老百姓心中有桿秤,對張綱的反腐與為政做出了最高的評價。
張綱拒絕出使,其他使者巡察結果究竟如何?對郭遵、馮羨、欒巴、周栩與劉班等五人的出使,現存各家《後漢書》未見片言隻語,顯然無可稱述。《後漢書·周舉傳》雖有記載,卻僅12字:“劾奏貪猾,表薦公清,朝廷稱之”,表述籠統空泛,其成效恐怕也不宜高估。唯有杜喬巡察兗州,成效最堪稱道。據《後漢書·杜喬傳》,他表彰太山太守李固為政“天下第一”(桓帝初年,李固與杜喬終因反對樑冀,慘遭殺害,暴屍洛陽城北,此是後話),還舉報陳留太守樑讓、濟陰太守氾宮、濟北相崔瑗等貪贓達“千萬以上”。樑讓是樑冀的叔父,氾宮、崔瑗也都為樑冀“所善”,由於樑冀這頭豺狼當路,連逮住的那幾只狐狸,也依然逍遙法外。《資治通鑑》說,“八使所劾奏,多樑冀及宦者親黨,互為請救,事皆寢遏”。即以杜喬舉發者為例,最終無不不了了之:作為大將軍之叔,樑讓受到奧援自不在話下;氾宮不僅受到庇護,桓帝初,樑冀竟讓杜喬薦他出任尚書,杜喬以其“臧罪明著”,嚴辭拒絕;崔瑗雖已赴廷尉受審,卻“上書自訟,得理出”,也來個無罪釋放。
總之,漢順帝朝八使出巡的大舉措,充其量只是乾打雷不見雨的反腐過場戲,從而印證了張綱的說法:“豺狼當路,安問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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