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菸英雄林則徐提議種植鴉片有何隱情?
如何對付鴉片,一度是大清國高層政治站隊的標準。
光祿寺卿許乃濟顯然是另類,他居然提出,既然吸毒無法禁絕,不如准許民眾種植鴉片,以國產毒品對抗進口毒品。
在許乃濟1838年提交給道光皇帝的報告中,抱怨說政府一刀切的禁令導致鴉片在“內地遂無人敢種,夷人益得居奇,而利藪全歸外洋矣。”如果“內地之種日多,夷人之利日減,迨至無利可牟,外洋之來者自不禁而絕。”
大清官場向來是用道德方式解決現實問題的——儘管一般都無法解決。許乃濟的非典型言論,為自己帶來了嚴厲的紀律處分,並在次年鬱鬱而終。弔詭的是,遠在英國倫敦的卡爾·馬克思卻稱讚他是“中國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並嘲諷禁菸派們、當然包括著名的林則徐。馬克思認為:“如果中國政府使(鴉片)貿易合法化……這意味著英國國庫遭到嚴重的損失……英國的鴉片貿易會縮小到尋常貿易的規模,並且很快就會成為虧本生意。”
誰也想不到的是,林則徐在經歷過鴉片戰爭之後,卻越來越接近許乃濟的思想。1847年,時任陝西巡撫的林則徐在寫給他的學生、江西撫州“署知府”文海的信中,居然提出可以種植鴉片:“鄙意亦以內地栽種罌粟於事無妨。所恨者內地之嗜洋菸而不嗜土煙,若內地果有一種芙蓉(阿芙蓉,指鴉片),勝於洋販,則孰不願買賤而食?無如知此味者,無不捨近圖遠,不能使如紹興之美醍,湖廣之錠煙,內地自相流通,如人一身血脈貫注,何礙之有?”林則徐所擔心的,只是消費者是否能接受國產貨:“第恐此種食煙之人未必迴心向內耳!”
林則徐所反對的,並非吸食鴉片,而是進口鴉片。作為地方官,承擔著發展經濟的現實壓力,有關道義的清談就只能是扯淡。鴉片戰爭後,地方政府默許之下的國產鴉片種植,開始迅速而悄然地推行。地方政府之所以喜愛鴉片,因為能徵收超出糧食20倍的稅收,“州縣因之添設陋規,私收鴉片煙土稅,亦數倍於常賦”(郭嵩燾)。農民之所以喜愛鴉片,因為“種植罌粟花,取漿熬煙,其利十倍於種稻”,“鴉片之利,數倍於農。小民無知,孰不棄農而趨利乎?”(《籌辦夷務始末》道光十六年九月壬午)。“種罌粟一畝所出,視農田數倍,力又復減省”(郭嵩燾)。
在官心所向、民心所向之下,加上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進口鴉片被明確合法化,鴉片的種植區域,從雲貴川等地,迅速擴充套件到全國。到1879年,全國鴉片的國產化程度竟達到80.12%(臺北中央研究院王良行:《清末對外貿易的關聯效果》)。三年後(1882年),大清國的鴉片就完全實現了自給自足,成為第一個實現國產替代的行業,並且開始出口創匯。
值得注意的是,向中國出口鴉片的始作俑者英國,其本國也並不禁止鴉片,甚至還有專供嬰兒的鴉片糖漿,以讓孩子安靜下來,直到1914年才要求憑醫生的處方才能購買鴉片相關製品。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鴉片也是英國財政的支柱之一,一如大清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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