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宋朝的士大夫為什麼多敢與皇帝“較勁”
宋理宗時,臺諫官李伯玉因為發表過激言論,受到降官處分。但降官的制書,舍人院一直不肯起草,以此抵制皇帝的決定。過了一年,降官制書仍未能頒佈。後來牟子才兼直舍人院,覺得拖下去也不是方法,終於將降官制書草擬出來,但牟子才卻用他的生花妙筆對李伯玉大加褒獎,看起來哪裡是一份謫詞,分明是表揚信。
宋理宗找牟子才商量:“謫詞皆褒語,卿且改改如何?”宰相也過來說情:“小牟,給皇上一個面子,修改修改。”牟子才強硬地說:“腕可斷,詞不可改!丞相欲改則自改之!”這麼有脾性的士大夫,宋後不多見了。
再來看一個比較沒骨氣的士大夫。神宗朝的王珪,擅長阿諛聖意,“上殿進呈,雲‘取聖旨’;上可否訖,又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雲‘已得聖旨’”。人稱“三旨相公”。此公大概可以算是宋代最窩囊的宰相了,但比起清朝“宰相”來,還是小巫見大巫。清代大學士曹振鏞的為官祕訣,是“多磕頭少說話”,比“三旨”更卑賤。
可即便是這麼一個“三旨相公”,也有他的脾性。王珪曾向神宗三次推薦張璪,神宗都不用。王珪便提出辭職:“臣為宰相,三薦賢三不用,臣失職,請罷。”我們知道,宰相有任百官之權,在這一權力不獲君主尊重的情況下,王珪以辭職要挾,也算是表現出了一個宋朝士大夫的氣性。
中國的士風是在清代才遭到嚴重摧抑的,經過“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之後,江南士風出現了嚴重的奴化。
一位清初的讀書人觀察到:“邇來士大夫日賤,官長日尊,於是曲意承奉,備極卑汙,甚至生子遣女,厚禮獻媚,立碑造祠,僕僕跪拜,此輩風氣愈盛,視為當然,彼此效尤,恬不為怪。”時代的風氣已變,士子的脊樑骨已斷。直到清末,士人才略恢復宋朝士大夫的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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