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史上“高富帥”劉表為何會失掉荊州
徽欽二帝,北宋這對著名的“亡國皇帝父子”,在國內從來不失“九五之尊”風度,而一到了敵營,沒等人逼迫他們,雙膝就自動彎曲下來,口稱“罪臣”,主動向敵將下跪……歷史在哀嘆這段國恥的同時,卻忽略了這樣一個深層問題——如此窩囊的父子皇帝,為什麼在大宋國內,卻無“篡位”之虞?尤其是宋徽宗趙佶,這個書畫家皇帝,顯然不是個合格的政治家,但竟高居皇位25年之久。皇帝的寶座猶如粘在屁股上一般,憑什麼如此“牢靠”、“穩定”?
世人均贊北宋政治“寬柔”,不殺“因言獲罪”的知識分子,但忽視了最重要的一點,北宋是皇權最集中的朝代之一,在皇帝“專權”方面,比之後來廢掉丞相的明朝“有過之而無不及”。宋朝的建制,由中央到地方,完全實行“一元體制”的“垂直管理”。皇帝不僅直管軍隊,而且直接參與地方司法工作,委吏處理地方獄訟;這一整套“垂直管理”使決策權高度集中於皇帝一人之手。由於宋朝皇帝的權力“什麼都管”,北宋百姓丟口豬都要找聖上解決查辦。
這是一段正史記載——宋太宗時,有“京畿民牟暉擊登聞鼓,訴家奴失牡豚一,詔令賜千錢償其值。”一位首都居民通過敲登聞鼓的方式,向皇帝控訴自己的家奴弄丟了一頭母豬,宋太宗於是下令賜給他千錢作為補償。丟豬直接向皇帝報案,這可能是中國百姓“告御狀的最高境界”。事無鉅細,連丟母豬的事情都捅到皇帝這裡來,皇帝不煩嗎?大宋的皇帝就喜歡這樣,不僅不煩反而覺得這是“皇帝應該做的”。宋太宗為此,還說過一句“感動中國”的話:“似此細事悉訴於朕,亦為聽決,大可笑也。然推此心以臨天下,可以無冤民矣。”
宋太宗的意思是說,這樣的事情也找我這個皇帝來解決似乎很可笑,但是,如此一來,讓天下百姓都知曉這樣的直接訴訟的渠道,就不會有不可解決的冤情鬱結於民間了。這話聽起來很動人,但是卻掩蓋了一個嚴重的問題:皇上什麼都管了,臣子們手中沒有一點實權,他們還能幹什麼呢?“垂直管理”愈發決定了國家的前途皆由皇帝的素質所決定,好皇帝,或許也可能有好大臣,譬如北宋前期,太祖、太宗、仁宗、真宗、神宗手下,也產生了趙普、寇準、王安石等著名賢相,但若皇帝昏庸,大臣就不可能再生優良品種,大臣教皇帝學好的“緩衝的空間”蕩然不存,因為大臣沒有任何對皇帝反震懾的權力空間。在昏君登場後,北宋政壇的官員們只剩下一件事可做:拍馬屁。這是在皇權高度集中的宋廷,官員們唯一可以想象的“發展空間”。
看看宋徽宗身邊的“權臣”,從蔡京到高俅,再到童貫,不是文化流氓,就是市井混混,再不就是身心殘缺的廢人。他們與其說是國家的股肱之臣,不如說是皇帝的玩伴和馬仔,這等小人謀到國家大臣的位子已是做夢都想不到,哪裡還有更大的“野心”,追求“九五之尊”呢?宋徽宗在任25年,任命了12名宰相,從曾布到王黼,其中無一人堪稱賢相,悉數“文化流氓”之嘴臉。他們的最高理想是做個被主子“提拔”的奴才,這樣的紅人,最終只能擁有一個奴才的宿命。如蔡京,主子一換就失勢,那麼大的“太師”竟鬥不過乳臭未乾的小兒宋欽宗。
宋欽宗與宋徽宗的無能,對內對外都是一樣的,但是他們的膽量還是內外有別的,對外他們懦弱無能,但對內,他們無能卻不懦弱。即便是宋欽宗這個兒皇帝,即位之後還大膽殺威,首先拿無用的蔡京開刀祭旗。宋欽宗不顧太上皇宋徽宗的反對,貶蔡京,發配嶺南。在蔡京發配的一路之上,沿途商家百姓不賣給蔡京一粒糧,一滴油,一根菜。昔日皇帝第一紅人,活活餓死在發配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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