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宗為何要滅佛?唐武宗滅佛到底是怎麼回事
唐武宗會昌(841~846)年間之排佛事件。世稱會昌法難。
元和十四年(819),唐憲宗敕迎佛骨(即所謂舍利)於鳳翔法門寺。先在宮中供養三天,然後送京城各寺,供僧俗禮敬,從而再次掀起全國性的宗教狂熱。是時,“王公士民瞻奉舍施,唯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有燃香臂頂供養者”(《資治通鑑》卷二四○)。
對此,韓愈從儒家立場出發,予以堅決反對。他上表認為,佛教只是夷狄之法,非中國所固有,因而不合先王之道。又說,佛教的流行使“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對封建統治有害而無益。他著重指出:“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臣君之義,父子之情”,故不宜敬奉。於是他斷然提出:“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世之惑。”(《諫迎佛骨表》,《韓昌黎全集》卷三九)並表示,“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此表正與憲宗的奉佛心意相牴觸,且歷數前代奉佛之君運祚不長,因而招致憲宗的盛怒,欲處韓愈以極刑。後經裴度、崔群等人的說情,最後被貶為潮州刺史。
韓愈反佛是在佛教勢力達於鼎盛的情況下進行的,具有比唐初傅奕反佛更為深刻的影響。史稱韓愈“素不喜佛”,信奉孔孟之道。他有感於安史之亂後藩鎮力量強大,中央政權削弱,又有感於儒學的衰微和佛、道的蔓延,曾寫下《原道》、《原性》、《原人》等論文。他在這些論文中認為,只有大力扶植名教,提倡忠君孝親的孔孟之道,限制佛、道的傳播,才能有效地鞏固中央集權的統治。他在《原道》中指出:“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
“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意思是說,佛教背棄綱常名教,有礙國計民生,不合文化傳統,務必予以排斥。
韓愈反佛的出發點和立論根據,是為了強化中央政權的政治經濟利益,確立儒家文化的正統地位,比傅奕涉及的社會和思想問題要深刻得多。為了實現他的儒家政治理想,他在《原道》中提出“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的口號,試圖以行政手段徹底廢除佛教。這一思想為此後唐武宗的滅佛提供了重要依據。而他所提出的儒學獨尊和儒家“道統”,則對宋代理學的形成有明顯影響。
憲宗在唐中期還算是個有作為的皇帝。此後朝政腐敗,朋黨鬥爭,國勢日衰,而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照例提倡佛教,僧尼之數繼續上升,寺院經濟持續發展,大大削弱了政府的實力,加重了國家的負擔。唐武宗繼位後,在整頓朝綱、收復失地、穩定邊疆的同時,決定廢除佛教。(《武宗本紀》,《舊唐書》卷十八)的唯一辦法。這是武宗決心滅佛的主要原因。
唐武宗即位後,武宗開始了對佛教的整頓。而趙歸真因曾遭京師諸僧的誚謗,常感“痛切心骨,何日忘之”(《宋高僧傳》卷十七),這時便利用武宗對道教的偏信,於宮中“每對,必排毀釋氏”(《佛祖歷代通載》)。他向武宗薦引了道士鄧元起、劉玄靖等人,以聲氣相求,同謀毀佛,加強了唐武宗滅佛的決心。
會昌三年(843)四月,朝廷“命殺天下摩尼師,剃髮令著袈裟作沙門形而殺之”(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三)。會昌四年三月,以趙歸真為“左右街道門教授先生”,而“歸真乘寵,每對,排毀釋氏,言非中國之教,蠹耗生靈,盡宜除去。帝頗信之”(《武宗本紀》,《舊唐書》卷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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