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以“好辯”聞名天下 稱辯論因別人理論素養低
先秦時期的諸子百家,為了樹立自己的理論和學說,除了闡發一己觀點,還不免和其他門派發生爭論和摩擦,這個時候辯論藝術就顯得很重要了,不會辯論,就甭想讓自己的學術立足。哪怕是天生口吃的韓非子,雖然不能口辯,但也要在字裡行間顯示其巨大的邏輯性。其他墨家、縱橫家、名家、道家莫不如此,尤其是儒家的孟子,以“好辯”聞名天下。
有人問孟子,孟老師你怎麼這麼好辯?孟子說:“你們以為我喜歡辯論嗎,還不是因為現在的人理論素養低,聽不懂我的話,我不得不跟他們辯。”誠然,孟子是很好辯的,一部篇幅並不算很長的《孟子》,其精彩章節往往就是辯論部分,與諸侯辯,與卿大夫辯,與各路學者辯,甚至與庶人辯,孟子的觀點就是通過這一次次的辯論樹立起來的。
然而,儘管辯論的目的是為了否定對方,肯定自己,但辯論雙方還是有一個交集:必須有一些觀點和道德標準,是雙方都認可的。只有這樣,辯論才有可能進行,否則雞同鴨講,毫無意義。而孟子就是善於利用這一點,在辯論的時候先設定好背景,將對方往共同點上引導,最後在共同點這塊背景板上,顯示對方的荒謬性。
例如《孟子·梁惠王下》中,孟子想勸說梁惠王與民同樂,不要荒淫過度。於是,他一見到梁惠王,就劈頭蓋腦地來這麼一句:大王,聽說你很喜好音樂?梁惠王一聽,臉唰地紅了,說:“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梁惠王其實喜歡的是流行音樂,而不是古典音樂,孟子一問他,就把他將住了。孟子這麼一設問,其實事先已經設定了理論標準:古典音樂才是高大上的娛樂,流行音樂是見不得人的玩意。這就說明戰國時期的貴族,在藝術上有一個共同的標準:崇尚古典音樂。古典音樂能陶冶高尚的情操,流行音樂則讓人羞於提起。
孟子設定的這一理論標準,一下子就讓梁惠王窘迫不已,接下來更步步被動,最後不得不承認孟子提出的“與百姓同樂”。
再例如孟子見齊宣王,討論治國之道。孟子總是想方設法向對方推行儒家的“仁”,齊宣王就是不上架,總是這麼幾句話:“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反正就是繞開儒家的道德標準,不跟孟子有交集。
孟子則見招拆招,齊宣王說自己“好勇”,孟子則說,大王你好勇不要緊,只要你能擺脫“匹夫之怒”,要有大公無私的怒,“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至於“好色”,孟子說也不是問題,只要大王你向周朝的祖先學習,在娶嬌妻、家庭和睦的同時,也讓天下男女個個能得配偶,“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大家都幸福;還有“好貨”,只要讓大家都能豐衣足食,都有固定的資產,天下財貨不佔為己有,“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說得齊宣王無路可退。
齊宣王這三個不良嗜好,一一被孟子擴大成美德,這也說明當時社會還是有共同的道德標準:主張有正義感的憤怒,社會成員在財產和滿足家庭需求方面都要有均衡照顧。有了這個交集,孟子才有可能以此作為引導齊宣王的渠道,從而宣揚自己的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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