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對紀曉嵐的真實態度 視同妓女
眾所周知,清初的文字獄是相當嚴酷的,而這些文字獄中相當一部分,恰恰與乾隆皇帝授命紀曉嵐編纂《四庫全書》同時。根據統計,乾隆一朝一共興起文字獄100多起,而在編纂《四庫全書》的期間,則發動了48起,幾乎佔到了總數的一半。紀曉嵐幫着乾隆“閹割”中國的古書,最清楚滿族皇帝真正的心思。一方面眼見許多著作因為政治問題而被禁燬或者篡改;另一方面,耳聞目睹當代許多文人因言惹禍,或者丟掉官職,或者全家被株連的遭遇,他不能不對文字工作的危險性產生足夠的恐懼。因此,智商甚高的紀曉嵐只能選擇“鴕鳥政策”以自保,從此以後選擇謹慎為文之一途,或者乾脆就什麼也不敢寫了。
從另一方面分析,乾隆皇帝之所以選擇紀曉嵐這樣一個有聲望的漢族大知識分子來領銜編纂《四庫全書》,其中固然有滿族八旗當中盡皆“綠林大學”畢業,殺人是強項,“修文”則實在拿不出手的考量,但在其內心裏恐怕也不能排除通過編纂《四庫全書》,讓這個漢族的大知識分子接受一次具體而形象的再“教育”的“小九九”。
因此,紀曉嵐看起來頗得聖寵,地位顯赫,但實際上可能也只是乾隆皇帝的一件小擺設而已。對此,乾隆皇帝並不隱瞞。據説,有一次,紀曉嵐為他的一位犯了罪的朋友尹壯圖求情,乾隆皇帝聞聽之下立即勃然大怒:“朕以你文學優長,故使領四庫書,實不過以倡優蓄之,爾何妄談國事!”真是一句話驚醒懵懂人,這樣的一句“夫子自道”不可能不在紀曉嵐的心裏留下難以揮去的陰影。
正是在這樣的一個極端殘酷的政治環境下,我們看到以紀曉嵐為代表的漢族最優秀的腦袋,通過編纂《四庫全書》這項工程,一方面秉承主子的意思,極力對古人的著作進行全面的“閹割”;另一方面,在“閹割”古人的過程中,自己也被有意無意地實施了“精神自宮”手術。一些漢族的知識精英從此只能夠像紀曉嵐一樣,把超人的才情施之於説點笑話、弄個楹聯和挖苦同僚的範疇,斷然是不會再像其不遠的前輩黃宗羲、顧炎武等人一樣,胸懷“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雄心壯志,潛心於獨立思考的著述事業了。
當時,由於清政府大興文字獄,大部分漢族知識分子都將精力傾注到了考證之學中,由此導致清朝的“國小”空前發達。紀曉嵐既然身處其間,當然也不能例外。在《閲微草堂筆記》卷十五《姑妄聽之》部分的序言中,他就坦承:“餘性耽孤寂,而不能自閒。卷軸筆硯,自束髮至今,無數十日相離也。三十以前,講考證之學,所坐之處,典籍環繞如獺祭。三十以後,以文章與天下相馳驟,抽黃對白,恆徹夜構思。五十年後,領修祕籍,復折而講考證。”
這其實是一段多少有點辛酸的“自供狀”,它表明了紀曉嵐從事文化事業50年來的心理演變軌跡。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紀曉嵐在三十歲以後,也曾經有過“以文章與天下相馳驟,抽黃對白,恆徹夜構思”的慷慨激昂的階段。但自從開始受命領銜編纂《四庫全書》之後,這種夢想就完全破滅了,他又重新折回到了繁瑣而細緻的考證之學裏面,從此不再抱“名山事業”的非分之想,而是老老實實地去做他安穩的“觀弈道人”的生活去了。紀曉嵐的這種選擇本身明確無誤地傳達出這樣一個無情的事實:他已經被乾隆皇帝成功地實施了“洗腦”,由一縷桀驁不馴的“遊魂”,徹底變成了一名即使是在寫一部談鬼論怪的雜記時,也念念不忘“有益於勸懲”的“衞道士”角色。
但紀曉嵐畢竟不是平常的“池中之物”,他的絕世的聰明才智和旺盛的創造慾望被壓抑後,必然會尋求一個新的發泄渠道,這就是心理學上所説的“移情效應”。在這一點上,紀曉嵐和魏晉時期司馬氏強權統治下許多被壓抑久了的先輩知識分子一樣,於日常生活中尋覓到的一個發泄渠道就是:食和性。
而且,必須強調的一點是,徵諸歷史,像紀曉嵐一樣被實施了“精神閹割”的文人,通常其肉體上的慾望往往是超乎常規的發達。而與之相反的是,那些像司馬遷一樣被“閹割了肉體”的知識分子,則剛好在精神上呈現出旺盛的創造力量。這兩者其實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是相輔相成的,它們同時印證了這樣一條生物學法則:身體的某一方面被壓抑,另一方面就會出奇地發達。
我們看到的紀曉嵐正是這樣的一個精神上極端萎縮、生理上極端膨脹的生動的典型。
-
西方人感歎晚清政界的腐敗無能太過普遍
晚清吏治呈現出結構性、整體性與惡性腐敗的特徵,滲入社會政治生活的各個層面,並表現出“末世”的瘋狂情結。此時的官場,完全是政以賄成、官以價論、刑以錢免。至新政時期,貪污受賄更是浸滲到官僚系統的各個層面。“在上者賣官鬻爵,賄賂公行,坦然無可忌憚;在下者輦金載...
-
水滸中吃人魔鬼朱貴 人肉包子都不值得一提
吃人肉這一泯滅人性的事,在歷史上曾多次發生過,最常見的就是大饑荒時代,相比於變態的心裏,人們當時所想的更多其實是活下去,為了生存不得已而吞食同類的屍體乃至吃活人,或許這也還是情理之中,值得人們同情。但還有一些人卻在富碩的時代吃人,所為的只是變態的獸慾,他們之...
-
明朝官員工資總理級一品官年薪收入32萬
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顧炎武曾經感歎“自古百官俸祿之薄,未有如此者”。顧炎武的這一觀點影響很大,後世幾乎所有研究明史的人都有類似的觀點:明代官員很窮,貪污是低薪制導致的,窮是“當貪官的理由”。事實上,明代的俸祿是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元璋定下來的,後來成為...
-
不滿慈禧選妃安排,同治混青樓染梅毒!
同治對后妃本無所偏心,慈禧卻延續選妃時的矛盾,固執地偏向位於第二的慧妃,幾次三番、無端地諷勸皇帝廣沛甘霖,“眷顧”慧妃,同治索性發狠不召任何一位妃嬪侍寢,獨宿乾清宮。然同治畢竟年少、不耐寂寞……於是破罐破摔,聽從佞臣宵小的教唆帶引,微服冶遊,放蕩於琉璃廠、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