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為何“僧道蓄妓、尼姑做妾”?
據《馬可·波羅遊記》所載:南宋末年,皇帝常帶着一批宮妓到西湖上尋歡作樂,當她們玩得疲乏時,皇帝便令她們退入湖邊的叢林中,脱去衣服,裸體投入湖中游泳,而好色的皇帝卻在一旁觀賞,大飽眼福......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宋代是一個淫慾橫流的時代。事實上,北宋都城東京(今開封)與南宋都城臨安(今杭州),是中國古代妓業最繁榮的城市。當年的臨安城更有“色海”之豔稱。
大宋的最高統治者極力鼓吹享樂主義。開國皇帝趙匡胤曾公然向文臣武將倡導:“多積金錢,厚自娛樂......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 宋仁宗、宋真宗等帝也屢勸百官以聲色自娛。於是,宋代官僚士大夫蓄養家妓成為一種時尚,幾乎普及化、大眾化。 時人有言:“兩府兩制,家中各有歌舞,官職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南宋王懋《野客叢書》則説:“今貴公子多蓄姬媵。”“姬媵”即侍妾,蓄置家妓或侍妾多為淫樂,或教之歌舞,或使之侑酒,以為賓客之歡。
史載,當年蘇軾“有歌舞妓數人”,歐陽修有歌妓“八九姝”,楊震“有十姬”,張淵“買佳妾二十人”,韓侂胄有“愛妾十四人”,李允則有“家妓百數十人”...... 他們置姬妾以娛聲色,日日置酒相樂。《清波雜誌》有載:“士大夫欲求保富貴,動有禁忌,尤諱言死。獨溺於聲色,無所顧避。”
太醫出身、曾任昭慶軍承宣使的王繼先,家中“屋宇台榭皆高廣宏麗,都人謂之‘快樂仙宮’”,生活極度奢侈。他與其子王悦道分別蓄養臨安府名妓劉榮奴與金盼盼,日夜淫樂。又專探下户婦女有姿色者,百般作計,必強取之,以為侍妾。全然不顧別人已有婚姻。有的士大夫甚至殘年時仍嗜酒色,沉湎失度,每睡須婢歌吹齊鼓,方就一夢。在如此世風下,宋代便出現兩大咄咄怪事:
一曰僧道蓄妓。宋代的僧人、道士們似乎也不敢寂寞,紛紛蓄養家妓或置侍妾。 據《清異錄》記載:汴京大相國寺的僧人包養妓女,還美其名曰“梵嫂”。 宋徽宗時,汴京各道觀的道士也“皆外蓄妻子,置姬媵(妾),以膠青刷鬢,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二曰尼姑做妾。據《宋史》卷三十七所載:南宋寧宗慶元二年十二月(公元1196年),時任監察御史沈繼祖彈劾大儒朱熹,共羅列十大罪狀,其中包括“誘引尼姑二人以為寵妾,每之官則與之偕行”。
沈繼祖指控朱熹貪色好淫,曾經引誘兩個尼姑作自己的小妾,出去做官時還帶在身邊招搖過市。 之後,朱熹在上表認罪時承認自己“納其尼女”等等數條,表示要悔過自新。朱熹是否“納尼為妾”,雖有所爭論,但宋代士大夫中確有挑選尼姑做妾之事似不存疑。否則沈繼祖不會給朱熹扣上一個根本不可能發生的“屎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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