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盜版書最早出現在什麼時候?
盜版這一現象,早在唐代就已經有了。唐代有個人叫馮宿,文宗時擔任東川節度使。任職期間,他曾經給皇帝上表請奏:“準敕禁斷印歷日版。劍南兩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歷日鬻於市。每歲司天台未奏頒下新曆,其印歷已滿天下,有乖敬授之道。”
意思是説,劍南兩川和淮南幾個地方,居然擅自印曆書的盜版,必須得下令禁止才行。
在古代,曆書是很重要的,農民耕種都需要依歷而行。萬一曆書印錯,種地要出大亂子。唐代的歷書由欽天監逐年發佈,結果沒想到政府還沒公佈呢,盜版曆書已經在各地亂飛了。朝廷對此事很緊張,盜版分利是小事,萬一裏面印錯了日子耽誤了農時,那可就是大麻煩了,立刻下令禁燬緝拿。
馮宿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到了僖宗朝,盜版曆書果然鬧出亂子來了。
僖宗那會兒,朝廷權威已經給毀得差不多了。黃巢一來,他只能逃往四川。朝政都顧不及,更別説曆書這點小事了。於是在這時候,江東一帶的市面上出現了大量盜版曆書,錯謬百出,連大月小月都搞錯了。當地人一人拿一本,日子對不上,打了起來鬧去衙門。
官員居然回答:“爾非爭月之大小盡乎?同行經紀,一日半日,殊是小道。”他覺得一月大小,差一天而已,有毛好爭的,純粹浪費時間,全給攆出公堂去了。
可見這盜版之害,從唐代開始就是有的。
到了宋代,盜版更加猖獗。這些宋代的盜版商人膽子超大,不光盜印名人著作,連政府公務員用書都敢盜。慶曆年間杭州曾經出過一個案子,有一個當地官員把宋代的刑法全書《刑統律疏》偷偷改了個名,叫《金科正義》,然後偷偷刻版往外賣——你説這得有多猖獗。
朱熹都被盜版商整過,朱熹的表侄子,也遭遇過類似的事情。朱熹這表侄子叫祝穆,喜歡旅遊,後來寫成一本書叫《方輿勝覽》,結果書剛出不久,便被人給盜版翻刻成了《節略輿地紀勝》。
祝穆大怒,告去官府。
官府連忙發佈公告:“據祝太傅宅幹人吳吉狀:近日書市有一等嗜利之徒,不能自出己見編輯,專一翻版,竊恐或改換名目,或節略文字,有誤學士大夫披閲,實為利害。……兩浙路轉運司狀,乞給榜檄約束所屬,不得翻刻上件書版,並同前式,更不再錄白。”
官府將盜版商繩之以法,算是給讀書人出了口惡氣。
宋代總體來説,對盜版的打擊還是挺給力的。羅璧《識遺》一書説:“宋興,治平以前,猶禁擅鐫。”如果你刻的是經書,得提請國子監審查。如果你刻別的書,也得先刻一本出來,給有關部門審核,別是抄別人的。
這麼嚴格的審核,實在是因為被盜版商給整怕了。那些商人不管校對,印刷又糙,紙張也不好,經常錯謬百出,誤人子弟。
有個段子。宋人曾經遭遇過一版麻沙本的《道德經》,前頭幾頁還是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後來突然就冒出來一句,“佛説是經已,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等,聞佛所説,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這怎麼回事?一查,原來這是拿串了雕版,稀裏糊塗愣是把釋道經典給擱一塊了。也好,紅蓮白藕青荷葉,三教原來是一家。
關於盜版的質量問題,歷朝歷代沒少有人吐槽。岳珂《桯史·稼軒論詞》裏講了個故事,説《朝天續集》有韓信廟詩,“淮陰未必減文成”,後來被麻沙本給盜了,錯寫成了“淮陰未必減宣成”,意思完全不通了。
宋朝麻沙這地方,是盜版書的大本營。到了晚清還有人抱怨:“麻沙百過目生眩,鐵擿三絕手盡胝”——這就是生生看盜版書把眼睛給看近視了。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裏還講了個考辯的故事:“……此本《目錄》末有‘武夷主奉劉深源校定’一行,亦不知為何許人。書中所記皆北宋事蹟,體例與《宋史全文》約略相似,而闕漏殊甚。蓋亦當時麻沙坊本,因燾有《續通鑑長編》,託其名以售欺也。”——標準的盜版。
所以這盜版之惑,自古已成痼疾,時至今日,愈加猛烈。這種現象何時才能徹底泯滅,恐怕是每一個愛書之人都常思之而不可得的疑問吧。(文/馬伯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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