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日本人為什麼要叫中國為“支那”?
提起“支那”,舉國皆知這是一個被日本侵略者污名化的詞彙,用來作為對我國的蔑稱。之所以説這個詞是“被”污名化,是因為一開始它並不含有貶義成分。孫中山先生的書信、文牘中屢見“支那”一詞,梁啟超早年曾取一筆名“支那少年”——我們當然不能説,孫總理和梁任公是漢奸。那麼,“支那”這一稱謂有怎樣的來源?日本人何以要將其污名化?這興許是個有趣的問題。
拉丁文、梵文將中國稱作“Cina”,音譯作“支那”。它的起源非常古老,可以追溯至世界文明的軸心時代。在古印度史詩《羅摩衍那》和《摩訶婆羅多》中、在古希伯來聖經《舊約》中、在早期漢譯佛經中,均可見到“支那”一詞。蘇曼殊大師説,《摩訶婆羅多》“乃印度婆羅多王朝記事詩,婆羅多王言:‘嘗親統大軍行至北境,文物特盛,民多巧智,殆支那分族’云云”;《舊約?以賽亞書》説:“看哪,這些從遠方來,這些從北方、從西方來,這些從希尼國來”,“希尼”即“支那”之異譯;《佛説灌頂經》《佛説德護長者經》《八十華嚴》等佛典中,或稱“脂那”、或稱“震旦”,皆為“支那”之異譯。正所謂“德不孤,必有鄰”,這些古老的記載都表明,華夏文明並非孤立地存在,而是很早就與世界各大文明體系發生了或多或少的關係。
需要注意的是,“支那”是外部世界對中國的稱謂,我國本土典籍中從來沒有這個詞彙。這樣一來問題就產生了:為什麼他國會以“支那”來稱呼我國?東西方古老語言中的“Cina”一詞究竟是怎麼來的?對於該詞之起源的解釋,也存在着“古今之爭”。近代以來的論證多從語音角度入手,有“諸華”音譯説、“秦”之音譯説、“荊”之音譯説、“絲”之音譯説、“昌南”音譯説等。因論證繁密,囿於篇幅,此處不便詳述。要而言之,現代論説的目的主要是“追本探源”,卻往往忽略了文明比較的視野,沒有考慮到除音譯之外,“支那”一詞所承載的其他意義。
古人的解釋則不然,如果説今人的解釋重在“釋音”,那麼古人則重在“釋義”。唐代高僧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稱玄奘法師向印度國王解釋支那國時説:“彼國衣冠濟濟,法度可遵,君聖臣忠,父慈子孝。”唐代另一位高僧慧苑《華嚴經音義》曰:“支那,此翻為思維,以其國人多所思慮,多所製作,故以為名,即今漢國是也。”可見,支那代表着中國的文化昌盛與智識發達,體現了我國展示給外部世界的禮儀文教之邦的面貌。南宋僧人法雲《翻譯名義集》曰:“脂那,婆沙二音,一雲‘支那’,此雲文物國,即讚美此方,是衣冠文物之地也。二雲‘指難’,此雲邊鄙,即貶挫此方,非中國也。西域記雲:摩訶至那,此曰大唐。”這裏開始出現不同的解釋,相對於另一個以“中心”自居的文明共同體而言,中國自然成了“邊地”。馮承鈞《西域地名》亦採納後一種説法:“支那者,梵文邊鄙之稱,原為雪山以北諸種之名,後以為中國之號。”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日本人對“支那”一詞予以污名化所依據的,也恰恰是這種邏輯。日本舊稱中國為“中土”或“唐土”,這無疑是個帶有仰慕意味的尊稱。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為了從根本上割斷與中國文明的傳承關係,便轉而選擇一個古老的外部稱謂來指代中國。與此同時,日本欲與中國爭奪東亞的主導地位,試圖佔據東方文明的“正統”,故而將中國斥為“邊鄙之地”而將自身視作文明中心,於是“支那”一詞正符合其所需。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對“支那”前後名義和價值色彩的梳理,或許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理解“中國”何以是“中國”——畢竟,從外部看中國,可以更好地體現中國文明的獨特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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