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時期中國為何人口激增:雍正取消了人頭税
五千年來,古代中國一直是定耕農業國家,其重要制度譬如商禮周禮、周公制宗法、秦漢立郡縣制、隋唐行均田制、明清改行混合財税制……均圍繞着定耕農業而制訂,一切皆以有利農耕為最高原則。古典中國文化是定耕農業文化,農户家族是社會組織的細胞,農業是基礎產業,定居是基本生活模式。圍繞這一文明軸心,培育並形成價值信念、社會組織、制度體系、農業技術、宗教信仰、習俗約定、政治組織設置和行為倫理。
明朝以前的古典社會服務於建設一個封閉的、簡單均一的社會,其顯著特徵是定居和定耕,自給自足,無為而治。在理想情形下,農民無意四處走動,對外界興趣索然,這對於維護制度穩定有好處。此制度框架允許少量旅行者、挑販、走親戚,然而不允許數量大到動搖“定居”方式的根基。假如農民大批離開村莊居所開始移民,尤其非家族性的個人漂泊,必導致家族作為社會細胞的解體,古典文化制度就徹底失效。説流動人口,必先説商人。商人天職是交換各業勞動剩餘產品,重新配置生產生活資料,職業特徵是走街串巷,跋山涉水。明以前商人數量不多,一方面對國民經濟貢獻很小,不足以補充國庫税收,另一方面商人四處遊走,增加不穩定因素,很難被整合進定居結構。
史料顯示,從秦漢至明清兩千年,尤其隋唐後一千年,社會面貌和農業生產力幾乎沒有明顯改變。刀耕火種的農業技術,聚族而居的村社組織,以“儒、道、佛”為核心的信仰體系,中央集權的朝廷政治,基於人口和耕地的二元税制,千年以來一如既往,時間彷彿凝固,社會紋絲不動。譬如朝廷的政治中央集權、儒法典章、儒道佛信仰、人頭税加土地税的兩型財政、宗族社會組織、科舉選仕、道德文章、人畜混力耕作、農業靠天吃飯、二十四節氣,天干地支曆法……長此以往,延綿不絕。
在現象凝固的背後,不能忽略一種視而不見卻富有活力的變動因素。幾千年來,它彷彿一股火山熔巖,從來沒有平息,在慢慢地積聚壓力,尋覓豁口。這股洶湧的熔巖,就是子嗣繁殖,是我們民族無限生育的夢想!燦爛的儒教文明最終衰落,其原因之一是無限激勵人口繁殖,農業生產上卻無法供給相當的糧食,於是過剩人口猶如漫過大堤的洪水,沖垮了儒教自身的統治。儒教乃是自掘墳塋。這個過剩的人口,是近代江湖的先驅。
從古至今,人口繁衍都是中國最具活力的文化因素。歷代中國天災人禍乃是家常便飯,二十四史記載天災年年不乏。每逢天災人禍,兵荒馬亂,必有大批平民死於屠戮或飢餓。然而,令人稱奇的是,一俟太平人口數量總是迅速復原,甚至比災難前更多。
中國人口的增長活力向來以兩種因素決定,一是自然繁殖,二是儒教制度激勵。在儒教制度內部,又有兩重因素激勵生育:第一是生育價值觀,第二是家族組織細胞。生育價值觀,有如“多子多福”、“香火綿延”、“人丁興旺”、“子孫繞膝”、“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修家譜、辨血脈、興太廟、舉宗祠……舉凡皆奉為人生大事。家族組織細胞便是社會組織的家族化,一切以家族為根基,譬如土地權屬制度、宗法制度、社區裏甲制、税賦、徵兵、田間生產、民間械鬥,都以家庭或家族為細胞單元,這意味着家族不止是血緣組織,也是經濟和社會合作組織。經濟合作意味着利益,比血緣還重要,家族人口多,自然勢力大,容易取得生存優勢。而家族組織的增長,唯有靠生育繁殖。所以,這兩個因素都刺激家族人口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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