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力強勁的曹操為何未能統一天下
東漢末年,曹操雄霸北方,挾天子以令諸侯,在諸侯之間實力強勁,麾下良將如雲,軍力強勁。相比蜀國、吳國,曹魏實力超出太多。然而終其曹操一生都未能最終統一天下,這究竟是為什麼?
曹操二十餘歲時於徵討黃巾軍起家,以為國家討賊立功為本願,從此縱橫馬上近四十年,幾乎無一歲不出徵,可惜終究未能一統江山。
若論原因,最直接是看軍事,擊敗袁紹後,曹操至少有兩次統一天下的機會──赤壁以及漢中之役。其中赤壁之戰前夕是他最接近統一的時刻。當時北方初定,荊州投降。被他視為心腹之患的劉備一路逃亡,只剩下江東政權搖擺不定。從曹操寫給孫權的信來看,他頗有已視江東為囊中之物的自大。
但實際上他在收服荊州之後馬上攻打江東,已是因冒進而失策。賈詡也勸他:“若乘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則可不勞眾而江東稽服矣。”。而曹操之所以不聽而冒進,一是他以孫權為孺子,低估了江東的決心和能力。未料孫權野心不比袁紹等人小,魯肅曾當眾對孫權説:“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孫權大笑,可見他早不諱言自己的稱帝野心,又怎會輕易投降。劉琮之降承自劉表的不思進取明哲保身,而孫家父子兄弟都是極力開拓、野心勃勃之人,曹操未免想得太簡單。
二是他低估了劉備。劉備與他交手多年,向來被動,以走為上。但建安十三年的劉備已今非昔比,諸葛亮不僅能説服孫權抗曹,還能與之訂立平等的外交聯盟。後一點尤為重要,保證了劉備不像過去那樣只能成為地方軍閥的附庸,而擁有了爭奪自己地盤的資格。劉備本已到窮途末路,卻突然反敗為勝,佔據荊襄,聯合孫權,奠定三分天下的基礎。
如果沒有劉備的參與和定盟,曹操只面對孫權一個強敵,赤壁即便失敗,後或可再度找到機會取勝,然而當三股力量彼此牽扯互相制約時,要打破平衡就殊為不易。如建安二十年本來孫劉兩家就快為了荊州大打出手,張魯一投降曹操,兩家馬上劃分了勢力範圍,掉轉槍口。劉備回師蜀中,而孫權以十萬兵進攻合肥。曹操後來專門贈送名貴的雞舌香五斤給諸葛亮,“以表微意”。這時候想到來挖牆角,顯然已經晚了。誰讓他當年煮酒論英雄時沒除去劉備,留下後患無窮。
赤壁之戰後,曹操損失的數十萬士兵(大部分是他的精鋭青州兵)一時難以恢復,而馬超、韓遂甚至趁機佔領了潼關以西,他對北方的統治已經出現危機,亟需修補,無暇他顧,只能坐視劉備蠶食荊州揮師益州。此後他的戰爭性質已從擴張的統一之戰轉變為對戰略要地的爭奪,三家拉鋸戰開始形成。
與劉備的漢中之戰,則是另一個轉折點。張魯投降本是一個極有利的契機,曹操可以選擇繼續揮師入蜀,如司馬懿所建議,劉備初得益州,根基不穩,曹操若借得漢中之勢圖西川,對方“勢必瓦解”。而曹操答之以名言“既得隴,復望蜀乎”。曹操當然有其考慮,可能是受了赤壁時長線作戰的教訓,也不再寄希望於敵人自動瓦解。何況當時劉備已從荊州趕回,孫權也有可能犯境。年過六旬的他選擇保險的做法,想憑藉中原的富足徐圖。孰料四年後漢中反為劉備攻佔,失去漢中的第二年曹操即死去。
這四年間為何曹操沒有動作反而導致前功盡棄?不妨從曹操的朝堂上找找原因。以建安十八年曹操稱魏公、如蕭何故事為標誌,曹操後期活動的重心更多地偏向了政治。他早年雖盡力勤王,並無不臣之心,但漢祚傾頹之無法挽回有目共睹。就算他自己有顧忌,羣下出於自己的名位考慮,也多有勸進之心。而隨着曹操年齡漸老,為子孫計,他亦不能不為代漢鋪路。
翻開武帝紀,建安十八年後,幾乎每年都有天子對曹操超規格的冊封和晉位記錄,可以想見這背後複雜的正統之爭和政治程序。與此相對應的是愈漸單薄的軍事記錄,到建安二十五年,比較大的軍事行動只有平隴西涼州以及奪漢中兩起,其中漢中得而復失。而兩次征討孫權都在有利情況下草草結束,究其始末,第一次回去後曹操登位魏公,第二次受了獻帝賜予的天子旌旗。其中是否有關聯?
因稱魏公之事,曹操還失去了最重要的謀士荀彧,這也多少影響了他的軍事決策。荀彧當年力勸曹操迎漢帝至許都,目的卻是希望曹操藉此“奉主上、秉至公、扶弘義”,扶保漢室是他的原則,他也為之而死。跟隨曹操多年,忠心耿耿屢建功勛的荀彧尚且如此,曹操所能感受到的政治壓力可見一斑。
所謂的“挾天子以令諸侯”為曹操帶來政治資本的作用,恐怕遠遠小於它所帶來的政治壓力。雖然毛玠勸曹操説“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但事實上建安元年曹操迎奉天子後,面對的形勢是“袁紹內懷不服……太祖方東憂呂布,南拒張繡”,這還僅是中原一地,少數民族尚有烏桓鮮卑西涼,各地軍閥尚有劉表張魯孫策等人,未見一人因曹操佔據中央而歸附。而曹操幾個最為得力的股肱謀士與猛將,也很少是因為響應朝廷徵辟而來到他門下的。無論是吸引人才,還是攻城掠地擴大勢力範圍,用呂思勉的話説,都是靠他“政治清明,善於用兵”。
反過來,既然是迎奉天子,那曹操就等於將漢室的責任攬在了自己身上,成為眾矢之的。一邊周瑜罵他託名漢相實為漢賊,一邊荀彧還滿心期待他重振漢綱。之前統一過中國的三位皇帝,無一人面臨過如此複雜而矛盾的政治處境和法理難題。隨着曹操權勢的增大,政敵也越來越多,他不得不騰出手來解決這些問題──比如進獻三個女兒、殺伏皇后一家、誅孔融,如何平衡漢朝與自身的關係,耗費了曹操的許多精力。比較兩個對手:江東在赤壁戰後便不以朝廷為顧忌,劉備以正統自居,兩家幾乎沒有內部鬥爭,故可一致對外,鞏固自身。
士族對曹操的抵制也不容小覷。陳寅恪在《崔浩與寇謙之》中説,曹操的政權叫做“法家寒族之曹魏政權”。曹操出身士族最為歧視的宦官家庭,又以軍功起家,用人唯才是舉,不信天命,厲行法制,抑制兼併,每一條都與士族觀念背道而馳。荀彧之死,也與他的士族背景有關。直到曹操死後,曹丕任用陳羣實行九品中正制, 由士族壟斷做官權,然後在士族內部按照聲望的高低、門閥的上下、勢力的大小來分配官位官職,這才真正消除了士族的疑慮,交換來他們對曹丕代漢的認同。
故而在曹操有生之年,他對全國的士族集團始終沒有產生強大的凝聚力,雖然中原士族集團鑑於鄉土與正統觀念多有歸附,但地方上如荊襄、益州、江東集團,便不大買它的賬了。反觀劉備與孫權政權,都得到士族集團強有力的支持。諸葛亮本身出自琅琊士族,又與荊襄士族多有聯姻,劉備作為外來者,在荊襄地位的穩固,很大程度上仰仗於諸葛亮、龐統、馬良等當地士族的支持,頓時翻身,與前期狼奔豕突的狀況不可同日而語。
外部戰略的失誤,導致曹操抓住有利時機,內部各種問題的紛雜大大分散了曹操的經歷,這位曹魏的開創者最終也只能鞭長莫及,抱憾而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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