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皇帝禮遇文臣 高宗 朕學問安敢望士大夫
宋代之所以能取得以上成就,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主要因素是統治者的開明。提出著名的“唐宋變革論”的內藤湖南説,(宋代)“君主再不是貴族團體的私有物,他直接面對臣民,是他們的公有物”,在平民社會,君主的個人價值取向,對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影響更為直接。
雖然為了一家一姓利益,把腦筋動到極致,但是趙匡胤在後人的印象中並不是一個自私、冷酷的人。事實上,“開明專制者”這個詞用到他身上真是再適合不過了。他的審時度勢能力,他的自知之明,在歷代皇帝當中除唐太宗外無人能及。
文臣的理性和謹慎顯然更有利於王朝的長治久安。文臣飽讀詩書,熟悉歷史上安危治亂之由,可以給統治者提出更為合理的建議。他們治理地方,比武將更有辦法,更有條理。與此同時,文人膽子小,就是做得再出格,其破壞力也不過是武人的百分之一。所以,宋代統治者對文臣特別信任和優待。據説趙匡胤曾立下誓碑:“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不管此事是真是假,有宋一代,確實基本沒有殺戮過士大夫。宋人在懷念趙匡胤時,最常提到的是他對文臣特別優禮:“藝祖救百王之弊,以‘道理最大’一語開國,以‘用讀書人’一念厚蒼生”。
宋代皇帝們在士大夫面前一直保持着謙遜的傳統。有一次,名臣程顥與宋神宗一起討論人才問題。宋神宗説,現在天下人才太少了,“朕未之見也。”程顥一聽大不高興,當場指責皇帝:“陛下奈何輕天下士?”您怎麼敢這麼輕視天下讀書人?宋神宗馬上“聳然”連聲道:“朕不敢!朕不敢!”(《河南程氏外書》卷7)南宋宋高宗在聊起學問時,則明確承認:“朕學問安敢望士大夫!”(《系年要錄》卷151,紹興十四年三月癸酉)這既説明皇帝有自知之明,又説明他在文臣面前刻意採取低姿態。
宋代士大夫在皇帝面前的地位,通過這樣幾個故事就可以看出:
宋真宗有一次遣使持親筆詔書來見宰相李沆,詔書的內容是封劉氏為貴妃。李沆認為這個命令於理有違,竟當着使者的面,把皇帝手詔燒掉了,並且讓使者傳話:“但道臣沆以為不可!”此事遂罷。(《宋史》卷282《李沆傳》)
北宋名臣韓琦有一次在和神宗聊天時,曾經説:“先帝,臣所立;陛下,先帝兒子。做得好,臣便面闊;做得不好,臣亦負慚愧。”(《長編》卷263,熙寧八年閏四月己酉)儼然以皇帝的恩人長輩自居,但無論皇帝還是在場的大臣,居然都不認為這是跋扈之舉。
在這種尊重文臣的氛圍下,宋代形成了朝省集議制度,即集體決策制,就是遇到重大問題,一定要文臣百官一起開會,商量解決,皇帝雖然手握全權,並不乾綱獨斷。有的決策,朝廷甚至會邀請平民參加,形式有如今天的政策聽證會。比如陳恕為三司使時,“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宋史》卷267《陳恕傳》)熙寧年間,“其議財也,則商估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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