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怪愛好 王安石為什麼不願意坐轎子?
古代的官員出門時必須要有專門的轎子坐,這也算是身份的一種體現。可是偏偏有人還不愛好這個。著名的詩人王安石在做官期間,就不喜歡坐轎子四處走。這究竟是何原因導致他有這樣的習慣呢?我們一起去看一下。
王安石(1021年1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晚號半山,逝世後追諡號“文”,世人稱其為王文公,自號臨川先生,小字獾郎,晚年封荊國公,漢族,世稱臨川先生又稱王荊公,江西臨川(今臨川區鄧家巷)人,中國傑出的政治家、文學家、思想家,改革家。在文學中具有突出成就。其詩“學杜得其瘦硬”,擅長於説理與修辭,善於用典故,風格遒勁有力,警闢精絕,也有情韻深婉的作品。
轎子古稱肩輿,這種用人來抬人的交通工具,在《史記·夏本記》中已有記載。但在遠古,轎子只是非常有身份的人在非常必要的時候(譬如大禹治水走遍全國)才偶一用之。漢唐之際轎子仍不常見。
我們從史書上可以看到,即使是高官貴族也還是騎馬或乘坐馬車。到宋代轎子就相當普及了,當官的通常都坐它。轎子的鼎盛時期是明清兩代,無論是誰有錢都可以僱到,不過轎子的“級別”是有嚴格的貴賤之分的。
然而,宋代也有少數高官是不肯坐轎子的。司馬光和王安石都是這樣的人。宋人邵伯温《邵氏聞見錄》載:“司馬温公為西京留台,每出,乘馬,或不張蓋,自持扇障日。程伊川謂曰:‘公出無從騎,市人或不識,有未便者。’公曰:‘某惟求人不識耳。’王荊公辭相位,惟乘驢。或勸其令人肩輿,公正色曰:‘自古王公雖不道,未嘗敢以人代畜也。’
嗚呼!二公之賢多同,至議新法不合絕交,惜哉!”邵伯温少壯之時是堅決反對變法的保守派,但是他對王安石的品格道德仍然是尊重的,在他晚年寫筆記時可能已進行了反思,書中對保守派也作了批評,並認為某些具體問題(如差役、僱役之爭)雙方都有錯誤。因此,這本書的有些部分應當是比較客觀的,更可貴的是保存了很多有關北宋末年變法與反變法的珍貴史料。
元佑元年(1086年),王安石去世,司馬光曾説:“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方今……不幸謝世,反覆之徒必詆譭百端,……朝廷宜加厚禮,以振浮薄之風。”。司馬光對王安石的道德文章進行了肯定,而對作為政治家的王安石,進行了全盤否定。北宋時期,其反對派就以修史的方法進行批評,朱熹多次批評王安石及其後學:“學術不正”,“壞了讀書人”,但是朱熹對王安石個人是給予了相當肯定的
原來王安石是這樣不肯坐轎子的,還真是名人怪事多。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習慣。這有趣的一個故事,也算是為歷史添上一抹亮麗的色彩。如果後人在翻看史書,也不會覺得古人呆板無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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