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宗变法 通过形象工程 营造出的盛世
如何理解北宋晚期政治史的演变过程?
本书所述的历史过程,始于宋神宗熙丰法度的罢废,故如果将北宋晚期视为“后变革时代”,大概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后变革”绝不等于政治变革的停顿,因为司马光、哲宗本人、徽宗与蔡京,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将政治变革不断推进。
然而,在这个推进的过程中,许多原初的理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异。熙丰变法的总要求是建立一种理想的秩序,即所谓“立政造令,悉法先王”,这大概是学界的共识。
这种理想政治的内涵还可以进一步分解,比如说针对士大夫群体的“一道德同风俗”,即思想统一;针对君主的“致君尧舜”,即圣人之君;就政治统治成效而言,则是“丰亨豫大”,即三代之治或圣人之治。
但是,如正文所论,到了宋哲宗亲政与徽宗的时代,这些理想在实践中都异化了:一道德同风俗异化为政治清洗、思想整顿;圣君异化为神降;圣治异化为以祥瑞建设为核心的政治形象工程。
传统上一般也会把王安石变法视为“原样”,把徽宗和蔡京之新法视为“变态”,但这更多地出于道德批判,从北宋晚期的历史来看,所谓的“异化”并非对原初理想的“反动”,而是处在其本意的延长线上。
目标与口号并没有变,而是实现的手段、路径改变了。说到底,如果原初的理想成为一种具有统御力的政治话语、价值观而无法被放弃,再加上这种理想又无法通过常规途径而实现的时候,异化就发生了,而且逐步深入。
因此,北宋晚期政治史的特殊性就在于:系列的政治变革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基础,也就是上述士大夫所提出的理想政治设想,体现于王安石“法先王之政”、司马光建设“亘千万年无颓坏”之政治体的主张;
更体现于“致君尧舜”、“一道德同风俗”、“丰亨豫大”等政治口号。因此,在当事人看来,政治上的更革应该达到终极目的——虽然众人并没有一致的解释,因而也不断生发出各具特色的政策、法度。
作为对比,此前的庆历新政,范仲淹等人所提出的目标不过是“法制有立,纲纪再振”,完全构不成一种具有统治力的“意识形态”。
而另一方面,学界已有的研究也说明,徽宗时代确实也面临着不小的社会危机。既然如此,即使没有北宋的突然崩溃,徽宗时代本身已经处于一个新一轮调整的临界点,因此不能把南宋时代政治体制的变化、理学对政治和社会的新设想完全视为北宋突然灭亡的结果,它同样也是北宋晚期的后续。
宋史研究中有一个非常陈旧又有吸引力的话题:宋代到底是一个皇权虚化还是皇权加强的时代?诸多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各执一词。实际上,回答这个问题本身就意味着承认“皇权”有一种固定的演变趋势,而且承认皇权是“一个”自足的研究对象。
近来有研究根据现代政治学的观念指出,中国古代的“皇权”呈现出权力(power)递减与权威(authority)增大的趋势.作者所说的皇帝权威,其实即其一直强调的“象征性”皇权。
北宋晚期政治的演变也说明,对于君主权力的探讨,确实不能将“皇权”作为一个笼统、含混的讨论对象,至少不能将两个层次的问题混为一谈:一是关于君主权力操控的技术问题,或政治体制问题;二是与皇权相关的观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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