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是死于他的儿子之手?有人下了这样断论
1915年8月14日,以拥戴袁世凯做皇帝为宗旨的筹安会登场。随后,四川总督陈宧在四川发电劝进,要求实行君主制,拥戴袁世凯迅即帝位。其他文武官员也纷纷请愿、劝进,唯恐落于人后。
袁世凯利令智昏,错误判断了形势,他认为这就是真实的民意,于是就装出半推半就的样子,公开宣布说如果大家硬要强迎他做皇帝,他也只好从命。
避居西山的段祺瑞深感事态严重,他将谋士徐树铮、曾毓隽召来公馆,秘密商议应对之策。
密谈中,段祺瑞表示,袁世凯称帝的迹象已经渐渐显露,“我们首先通电请清帝逊位,主张共和,而今天我帮助他,他来称帝,我成了什么人?将来果然有这事,我决定反对到底。”
段祺瑞个性坚强,且素重名节,绝不愿意因此导致个人历史蒙上污点。徐树铮对此非常赞同,他也认为不管直接间接,积极消极,都应坚决反对帝制。
可是段祺瑞仍想面见袁世凯,力陈反对意见的想法,却遭到了徐树铮的质疑。徐树铮的意见是,想让袁世凯中途取消帝制野心已根本不可能了,段祺瑞还是继续称病不见袁世凯为好。
与徐树铮同来的曾毓隽系举人出身,段祺瑞任江北提督时入幕。因为他入幕较早,对北洋军各将领比较熟悉,所以经常被段祺瑞派到各处去进行联络,这也使得他整天南来北往,行踪不定。段幕其余同事为此还送了曾毓隽一个“官衔”,称之为“行秘书”。
徐树铮回国重归段幕后,与“行秘书”惺惺相惜,以后便一文一武,一个外部合纵,一个内部运筹,俨然成为段祺瑞的左辅右弼。听段祺瑞说还要再次进谏,曾毓隽也劝段祺瑞不要去,认为袁世凯已经铁了心要称帝,段祺瑞又处于如此境遇之下,去了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见自己看重的两名幕僚都这么说,段祺瑞颇为激动:“项城(袁世凯)对我有知遇之恩,我不去劝,于情于义都说不过去!”
徐、曾二人听罢,也只得由他去了。
不出所料,段祺瑞先后两次求见,袁世凯竟然连个说话的机会都没肯给他,两次均以身体不适拒绝接见。
发现已无法挽救,段祺瑞心冷如冰。他苦思了几天几夜,考虑是否要像当年发共和通电那样,扯起大旗,站出来共开反对袁世凯和帝制。
此时段祺瑞在北洋的声望仅次于袁世凯,又执掌陆军部多年,门生旧部遍及军队和地方,要真闹起来,是足够袁世凯喝一壶的。可是一想到受袁世凯几十年知遇之恩,段祺瑞就感到“我不能这样做”,所能做的,只有“(对帝制)论公,我宁死亦不参与。论私,我从此只有退休,不发一言”。
段祺瑞预料到,帝制一开,袁世凯和北洋政府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必有人群起而歼灭之”,自己很可能会因此受到连累,但处于两难之间,也只有将生死置之度外,听任发落了。
有人劝段祺瑞“离开危城以避之”,到天津等地去躲一下。段祺瑞说我既不能打破道义观念去公开反袁,一旦避往它处,反而更会遭袁氏父子之忌,处境也将更为危险。
提到袁氏父子,段祺瑞痛恨的不是袁世凯,而是袁克定。他认为袁世凯做出如此“危国丧身”的荒唐决策,完全是袁克定一人所造成,并愤愤地下了断论:“将来史家秉董狐之笔,可大书曰:袁克定弑其父!”
相比于袁氏父子的生死祸福,让段祺瑞感到特别忧虑的还是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知道经过这么一折腾,民初以来尚算不错的开局注定将受到严重挫折——“袁氏丧亡不足论,只是国家大伤元气矣!”
(节选自关河五十州《民国总理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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