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享受的奢侈风为何能席卷整个北宋王朝?
要说奢侈消费,在宋朝首屈一指的得数宋徽宗。为了让日子过得舒服,宋徽宗特别舍得花钱,甚至专门成立了国家机构,一个叫苏杭造作局,另一个叫苏杭应奉局,造作局归太监童贯管理,应奉局归“六贼”之一朱勔统率,这俩局是徽宗奢侈消费的主要代办机构。苏杭应奉局负责搜罗东南各地奇花异石、名木佳果,就是人所共知的花石纲,凑足一拨便通过大船往京城运输,那场面相当浩大,号称“舳舻相衔于淮、汴”,比春秋齐国大街上摩肩接踵的场面强上好几万倍。
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诸位王公大臣都不是省油的灯,起初在家里奢侈一把,还偷偷摸摸,玩些雾里看花的把戏,后来在皇帝的模范效应下,一个个干脆堂而皇之,坦然面对,将本来令人咋舌的奢侈消费变成了顺理成章。拿担任过宰相的王黼来说,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王大人家里“堂阁张设,宝玩山石,侔似宫禁”,无论是房屋还是园林,都堪比皇宫内院。宋徽宗听说之后都赶来参观,转了一圈之后连连感叹:“此不快活耶!”
着名的权臣蔡京有一处宅院,“在都城之东,周围数十里。”从面积上看,不啻一座庄园。里面最具特色的是一座高楼,名为六鹤堂,“高四丈九尺,人行其下,望之如蚁”。那个年月,家里能有这么一座高层建筑,的确阔得很。当然,这并非蔡京自己所建,而是宋徽宗大笔一挥,御赐的。宋徽宗作为亡国之君恶名远扬,但追求豪宅并非他所在时代的专利,勇于推行改革的神宗在位时,大臣们也热衷盖大房。比如宰相陈升之,家里“极为宏壮,池馆绵亘数百步”,亭台楼阁、小桥流水,一应俱全,景致美到大科学家沈括不得不在专着《梦溪笔谈》里予以专门记述。
早在宋仁宗在位的时候,社会上已经出现了享用奢侈品的端倪。作为宋朝早期的皇帝,仁宗本人在生活上颇为简朴,吃美食、住豪宅在他这里是行不通的。但据《邵氏闻见后录》记载,有一次仁宗举办宴会,发现“有新蟹一品”,每枚“直一千”,一只螃蟹价值1000钱,惊得仁宗连连感慨,舍不得下筷子。
不仅舍不得吃,仁宗还见微知着,意识到世风的变化,于是专门下诏,对民间开始出现的豪宅建设潮予以制止,规定“非品官毋得起门屋,非宫室、寺观毋得彩绘栋宇及朱黝漆梁柱窗牖、雕镂柱础”。这件事被《宋史》认认真真地记载了下来。但是,几代之后,社会风气的变化已经由不得朝廷的政策和法令来限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奢侈消费的大潮开始席卷整个王朝。 浪潮之下,除了帝王将相将奢侈消费搞得有声有色,普通百姓之家也纷纷效仿,比如“后宫朝有服饰,夕行之于民间矣”。老百姓出门“必衣重锦”,你要穿一身麻布衣服,都不好意思和别人打招呼。
当身边的同事亲朋都一股脑地投身到奢侈消费的大潮中,人人视之为家常便饭,唯恐舍不得花钱被人耻笑,奢侈消费留在人们心中的最后一点点羞耻感早已化为齑粉。这时,再回想当年仁宗曾为一只螃蟹发出深深感慨,难免有恍若隔世之感。确实,与眼前的现实比起来,那几只螃蟹就算贵了些,也不过是奢侈消费巨澜中的一朵小之又小的浪花而已,何足道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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