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溥仪背后的男人 最高权力执掌者
载沣是光绪的同父异母弟,七岁继承父亲的封号,成为第二代淳亲王,不需付出任何劳动即可坐拥荣华富贵。在他二十多岁的时候,儿子溥仪成了皇帝,他站在溥仪的背后,以摄政王的身份行使着皇帝的权力。然而,他还没来得及很好地品尝权力的滋味,革命党人就推翻了他家的统治。
起初,民国政府与清皇室签了协议,清廷让出政权,民国以外国君主之礼待之,每年拨给清皇室若干优待费,溥仪可以在紫禁城里做个名义上的皇帝,载沣也可以附带享有一定的尊荣。没过几年,冯玉祥将溥仪赶出紫禁城。这下,爱新觉罗家族跟平民也没有多大区别了。日子就这样过着。
后来,日本人来了。日本人的第一步棋是推翻中华民国政府,扶植傀儡政权。只要载沣点个头,他就可能成为某个沦陷区的所谓“国家元首”,让爱新觉罗家族重新过上人上人的日子。出人意料的是,无论日本人如何利诱,载沣坚决不做有损国家尊严的事。他甚至怒斥儿子溥仪的汉奸行径,并在溥仪做伪满洲国皇帝时,坚决不去东北。
载沣的选择与他开放的思想有关。多数清朝皇族对现代科学知之甚少,而载沣不同。读书时,他总是按时上学,认真记笔记,没多长时间,笔记就积攒了一大箱。他学习的课程包括军事、数学、物理和地理等。
他尤其对天文学感兴趣,代表皇帝出使德国后,他带回的不是奇珍异宝,而是地球仪、天文望远镜和其他科学仪器。每当有日蚀、月蚀出现时,他都要仔细观察,并绘成图,记进日记。
1901年,德国公使被清军所杀,载沣作为头等专使大臣被派往德国谢罪。载沣却将这次谢罪之行变成了游学考察:无论军校、军工企业、博物馆、电机厂、造船厂,“举凡外洋风土人情,随地随时留心考察”。由于比一般的封建皇族有见识,载沣对个人的权力自然看得不那么重,关键时候不会舍义取利。
作为典型的既得利益者,载沣并不高调,他的一生贯穿着两个字:不为。载沣口吃,平时不爱说话,与亲友兄弟们在一起时,总是默默地听他人高谈阔论,很少插嘴。他一向讨厌应酬与交际,来醇王府的人,哪怕你把板凳坐穿,他也不会开口留饭,态度总是淡淡的。
对待自己亲朋好友的贺庆、吊丧之类的事情,他也仅仅露个面,寒暄几句,便赶紧走人。他做事喜欢守成,生了病,仆人问他买什么药,他都是两个字:照例。进入民国后,他也努力做一个好公民:不做违法乱纪的事,不给政府惹麻烦,不参与张勋之流的复辟举动,不引发舆论指责……
同时,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也有着非常强烈的国家观念。赴德国谢罪时,德皇曾提出跪拜的要求,载沣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日本人打进中国,杀人掳掠,无恶不作,载沣以“不与日本人合作”来表示内心的憎恶。
有人说,中国人的人生态度很矛盾,得志时,他的思想往往是儒家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失意时,他的思想则是道家的,即使可为也不为。
不过,一个人的作为,有时是要看客观环境的。比如载沣,一个封建王朝的王爷,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财势渐衰,手中也没有什么权力,在全民族抗战的烽火中,想让他有较大作为,的确有点儿强人所难。但是,他能够在关键时候“不为”—向国人呈现出爱国姿态,坚决不做日本侵略者的工具,比起某些卖国者,其实也是一种“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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