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火车票一票难求 车站天天“春运”
亲,放假回家不?车票不好买吧?其实火车票购票难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民国时期就很严重。当时只在开车前两小时发售,不预售且窗口少,旅客们也没有排队意识,只好东奔西跑四处乱问。梁实秋说得直接:“买票的时候,气力稍微虚弱一点的人,就许有性命之虞。”
在民国买火车票的场景一般是这样的:低矮的售票窗口,窗户是木头的,底下一个小孔,像一堵墙上挖了个洞。售票口外围着一道木栅栏。栅栏外是焦急等待的旅客,一个个伸长着脖子盯着那个小孔。突然,小孔打开了,售票时间到了,大伙一拥而上,你推我挤,争着把钱往孔里塞,乱作一团。
大多数民国人对于买票的描写,都离不开这些关键词:混乱、拥挤、无序。有人感叹道:“上了火车站,若是时间匆促了些,你想挤上去买一张票,至少要抱了头破血流的大决心,方能买得到。假使你是一个孕妇,或者抱了一个襁褓婴儿,除了求哪一位仗义的好汉代你买,别无他法。”梁实秋说得更直接:“买票的时候,气力稍微虚弱一点的人,就许有性命之虞。”翻看民国报纸,售票处确实有挤伤老妪的事件。
为什么买票这么混乱无序呢?
客观原因是人多、售票时间紧,车票只在开车前两小时内发售,不预售车票,售票窗口少。其实民国大火车站售票窗口的数目并不少,如上海北站有22个售票口,但实行的是分开售票,规定某窗口只出售某几站之间的票,某窗口只出售三等票。有的旅客不识字,有的旅客不知道自己到达的车站处于哪些车站之间,他们只能穿梭于各个窗口,来回打听,导致车站售票无序。
主观原因是买票不排队。实际上,在上世纪30年代以前,汉语里似乎根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排队”这个词。1929年,大名鼎鼎的《生活》周刊曾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倡国人树立“排队”的意识。文章写道:“‘Lineup’为关于西方社会秩序中一种美谈,我国之人自海外归者常乐道之。”在这句话的后面,编辑加了句按语:“此二字似可译为‘排队’,即人多之处,依先后排成一队,鱼贯而行,或立者等候。”但从这篇文章来看,“排队”在当时不算常用词,当时的人也许不知道啥叫排队。
1929年,还有人也在《生活》周刊发表文章,专门针对火车站买票拥挤的情况提出了建议,作者提出的解决措施也是“Lineup”。他建议各个车站找一个巡警,站在售票窗口前,“指导买票人依来到的先后次序,逐个买票,轮流上前,英语所谓‘Lineup’”。梁实秋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北京被日寇占领期间,正阳门火车站长年驻守着日本兵,看见有人不排队立即狠狠抽一鞭子。
可见,管理不善、缺乏现代排队意识是民国前期购票难的主要原因。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民国大力改革售票办法,规定各车站增加售票窗口,并24小时开放,使旅客在任何时候都能买到任何等级、任何车次的车票。还在售票窗口增加了只容一人进出的“自动转架”,以引导排队。这些措施都取得了实际效果。
可惜,抗战爆发,这些改革的努力也化为乌有。抗战胜利以后,铁路受损严重,机车车辆非常缺乏,买票变得比以往更加困难。抗战后坐火车几乎天天经历“春运”。这种状况直接催生了两个新生事物,一是假火车票,二是黄牛党。假火车票这时候刚刚出现,数目不多,影响有限。黄牛党问题却已经相当严重。当时的大城市火车站周围天天都有黄牛党。有人统计,光广九火车站就有近三百黄牛党。政府出动了大量宪兵、警察、便衣打击倒票;粤汉铁路局还出台奖励措施,规定举报一个黄牛党奖励10万元。然而,无论如何打击,黄牛党依然络绎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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