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假冒的官亲为什么还能到处招摇撞骗?
假冒京官的身份,或者诈称跟权贵有亲密关系,到地方招摇撞骗的事情,自古就有。晚清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就讲述了一个——话说河南按察使贾筱芝有个大公子,叫做贾大少爷,曾用钱捐了个候补道员的三品衔,但一直没有补上实缺,所以“一心只羡慕二品顶戴,要想戴个红顶子”。
恰好这一年“郑州底下黄河又开了口子,漫延十余州县,一片汪洋,尽成泽国”。这意味着马上就要开展治水救灾的工作了,贾大少爷有心想“弄一个河工上总办当当,一来办工办料,老大可以赚两个钱;二来合龙之后,一个异常劳绩又是稳的”。但在晚清官场,这河工总办可不是你想当就能当的,需要有过硬的后台、关系。
贾大少爷想到一个关系:在京城当军机大臣的周中堂。贾大少爷的父亲贾筱芝以前曾经花了三千银子,拜在周中堂门下。于是贾大少爷便以父亲的名义,给周中堂拍了一封电报,请他推荐一下。谁知周中堂婉言回绝了他的请托。这可怎生好?好在贾大少爷头脑机灵,便伪造了一封周中堂写给贾老爷子的书信,书信的措词自然是十分亲密,然后“吹了个风声到河台(即河道总督)耳朵里,竟把河台瞒过,信以为真,立刻委他当了河工下游的总办”。
那河台虽然是总督级别的高官,但那几天正因为黄河决口的事情,受到朝廷“严旨切责”,说他“调度乖方,办理不善,若不克期合龙,定降严谴”,正“茶饭无心,走投无路,不知如何是好”呢,这个时候听说贾大少爷来头不少,一家子跟周中堂的关系非比一般,便想拉拢拉拔他,“将来里头的事,就托他老人家帮着疏通疏通”。
旧时这种假冒京官身份或高官亲信的把戏,之所以能够轻易得逞,主要是吃了“信息不对称”的亏。河台搞不清楚“周中堂与贾臬台(即贾大少爷的父亲)是个甚么交情”,只好根据有限的的信息与日常经验来判断,与其信其无,不如信其有。而造成这种“信息不对称”的原因,主要又有两个,一是技术上的落后,晚清之时还没有电话、电视、电脑、网络、微博(即使有微博,估计官员也不会上),信息的流动很慢,虽说那时候已有了照相机,但照片的应用并不普遍,所以要假冒京官或其亲信的身份,比较容易,不需要太高的技术含量,不像现在,办张假证还要承诺“可上网查证”。贾大少爷伪造了一封周中堂的书信,便可以让别人觉得他跟中堂大人关系不简单。另一方面,要核查这些信息的真伪,又太麻烦,即使拍个电报到京城询问,来回也要好几天。
另一个导致“信息不对称”的原因是制度缺陷,即当时官场的运作极不透明,有太多暗箱操作的空间,要遵循各种“潜规则”,要尊重各种“隐权力”。河台大人这次整治河患,根据“潜规则”,他要将工程的肥缺安排给有背景的人,将来他想避免因为河患而被弹劾,也需要有贵人庇护。贾大少爷因为与周中堂关系亲密(别人不知道他是冒牌的),是一个具有“隐权力”的人物,根据“潜规则”,必须给予照顾,以期将来他也按照“潜规则”作出回报。而“潜规则”与“隐权力”的特点就是彼此心领神会即可,千万不可摊在阳光下。于是信息的公开流动显得毫无必要,河台大人不可能给周中堂打个电话(假如当时有电话的话),询问他是不是有个亲信叫做贾大少爷,因为这是不可说破的事情。
有意思的是,故事中的贾大少爷,后来也被人诈骗了一大笔钱。话说贾大少爷干了一趟河工总办,“钱也赚饱了,红顶子也戴上了,送部引见也保到手了”,“便想进京引见,谋干他的前程”。但要谋到好的前程,也是需要关系的。贾大少爷跟周中堂又不是真的关系很铁,所以需要另找门路。结果,被京城中几个谎称“朝中有人”的“官场掮客”,前前后后骗去了十几万两银。
贾大少爷上当受骗,也是吃了“信息不对称”的亏。他根本就不知道那几个“官场掮客”的底细,只能按照他对官场“潜规则”的理解,猛掏银子交给他们去打点关系,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连当河工捞来的老本都蚀掉了。
前面说了,导致清代官场“信息不对称”的原因主要是信息技术落后与官场制度缺陷。如果技术的问题解决了,还频频出现冒牌官员、官亲诈骗得手的事情,那通常就是官场运作机制出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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