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太平轮 太平轮上真的装满了黄金吗？

“太平轮，中国的泰坦尼克号。”这是导演吴宇森12月2日新上映的影片《太平轮》最引人瞩目的宣传语之一。

在电影中，太平轮只是故事发生的背景，129分钟的《太平轮(上)》里，一共只出现了5分钟客船镜头。吴宇森让三段爱情，六个人的命运与这艘船交织。而在现实中，太平轮与更多人的命运共沉浮。它的沉没因为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而别具意味。

1949年1月27日，农历除夕的前一夜，再过一个昼夜便是己丑新年了。国共内战即将决出胜负。到处是兵荒马乱，人心惶惶。

那一天，太平轮上挤满了流亡的人们。下午四时许，它驶出上海的黄浦江，前往台湾基隆港，踏上了最后一次航程。八个小时之后，太平轮在舟山群岛附近海域沉没，一千多人随之葬身海底。

条件与泰坦尼克号天差地别

太平轮是主持人蔡康永的父亲蔡天铎当年旗下的一艘船。

蔡康永在《我家的铁达尼号》写到：

“这群太平轮的‘最后一批乘客’里面，有当时上海最有钱的一些人，也有爸爸最要好的朋友。在离乱的时代里，命运之神似乎拥有它自己也无法控制的戾气。太平轮开到半路，出事沉没。”

海难发生四十年后，蔡康永在纽约接到作家白先勇的邀请将其作品《谪仙记》改编成电影。《谪仙记》的女主角李彤是世家女，她的父亲是中国驻美大使，一切本来圆满，直到驻美大使夫妇两人“死于太平轮船难”。后来拍成的电影，改名为《最后的贵族》。

蔡康永和父亲蔡天铎

“在太平轮上遭难的乘客，实在太多有钱有势的达官显贵。”蔡康永写道。这个名单可以列很长：曾在海南岛代表国民政府接受日本投降的王毅将军、袁世凯之孙袁家艺、总统府机要室主任毛庆祥的两个儿子、辽宁省主席徐箴夫妇、山西省主席邱仰浚一家与同行的山西同乡、著名音乐家吴伯超、蒋经国留俄的好友俞季虞等诸多社会名流，还有现刑事鉴定专家李昌钰的父亲李广南、香港已故女首富龚如心的父亲也在船上。

太平轮上坐了这么多名人商贾，这到底是一艘怎样的船呢？它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运输货轮，载重量2050吨。自1948年7月14日起，中联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每月7000美元的租金，向太平船坞公司租来，航行于上海、基隆之间。

当时二战结束，台湾重归中华民国政府领土，大陆各商埠与基隆、高雄热络往返，据早年基隆港务资料记载，一天有近五十艘定期航班从上海、舟山群岛、温州等地往返基隆港。主业是律师的蔡天铎和几个朋友合开了中联公司。此前，公司已有两艘船定期往返上海、基隆，分别是华联轮和安联轮。

太平轮分为头等舱、二等舱、三等舱等，初期投入营运是作为交通船，船上旅客大半是来往两岸的商人、眷属、游客、转进台湾的公务人员等。但在那年秋天后，因为国共内战情势紧张，这些固定行驶上海、基隆间的轮船就成了逃难船。

《时与潮》杂志总编辑邓莲溪在太平轮海难中丧生。他14岁的儿子邓平跟着母亲、妹妹坐1948年12月4日的太平轮先去的台湾。邓平坐甲板下的二等船舱，母亲大着肚子快生产了，带着妹妹们坐在甲板上的头等舱。邓平记得在船上根本没吃东西，偶尔上甲板看母亲，虽然是头等舱，卫生环境还是不好，空气里尽是腐朽酸臭的味道，没有清扫，没有维修。

“我住在甲板下的船舱，卫生条件极差，躺下来，头上是家里的柳条包吊挂在上铺，十二月风大浪大，根本不敢睁开眼睛，一睁开眼睛，天上都在晃，翻过身就想吐……母亲抱着肚子，熬过三天两夜。”

因此，如果按照船的规模，太平轮跟四万余吨的泰坦尼克号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当时往返上海与台湾的，还有中兴轮船公司、平安轮船公司的数十艘轮船。这些船公司的规模，当年都远超过中联公司。

要论豪华程度，两者更有天壤之别：一艘是王公巨贾度假时的豪华邮轮，一艘则是乱世飘零之际仓惶的逃难船。当时中联公司旗下最豪华的船是华联轮，曾经成了蒋介石的座舰。

太平轮和泰坦尼克对比：

太平轮，中联轮船公司的货轮，排水量2489吨。在舟山群岛海域与建元轮相撞沉没，船上近千人遇难。

泰坦尼克号，一艘奥林匹克级邮轮，排水量52310英吨，与冰山相撞后沉没，船上2208名船员和旅客中，只有705人生还。

不过，要论惨烈程度，太平轮比之泰坦尼克号有过之而无不及。泰坦尼克号上2208名船员和旅客中，生还705人，死亡1500余人。而太平轮全船一千余人仅40人生还。

太平轮原本有效卖出的船票是508张，但是实际上船旅客远超过千人。台北地方法院的判决有这样的记录，“该公司所售客票表面上虽是500余张，实际在船上补票者又有400多人”，据太平轮生还厨师张顺来的证词，太平轮的船员共120多人。

1948年，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和华北战场节节败退，蒋介石已作南迁准备。政要富贾、社会名流，一批批踏上东渡的旅程。从当年12月起，故宫国宝、中央银行黄金已经开始秘密运往台湾。乱世飘零之际，流亡的人们挤满了东南港口的码头。

太平轮假想图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多本口述史中记载了当时各地公教人员家眷以及随亲朋好友到台湾之人的逃难史实：

有人搭着小艇分批到外海上船，上船后大家坐在甲板上，人很多，全部挤坐在一起;如果想上厕所，还得从别人脚与脚的间隙小心插足过去;风浪大，船摇晃得厉害，每个人都吐得七荤八素;有些船舱还会进水，一些人因此得了风寒;也有人在船上生产，小孩一出生就死了，只好用军毯一包便往海里扔。

那时候真是一票难求。据曾经坐太平轮的乘客记述：国共内战后期，所有船票不再是票面价，多用黄金直接换船票。特别是旧台币每天贬值，几万元还不能换一碗面，黄金就是最佳的买票工具了。船上多卖出来的位置，就是船员们的外快，也难怪最后一班太平轮，超载了数百人之多。在上海法院的起诉书中也强调太平轮“向来是超载累犯”。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的太平轮，因为是年关前最后一班开往台湾的船，大家都争相挤上船，希望到台湾与家人团聚。

万头攒动，从岸边望去，看不见海水。一个个木箱被吆喝着抬上船：赶着运到台北迪化街的南北杂货，国民党一〇八箱史料，中央银行打包的国库及文卷账册二百三十一箱，业务局账册五百二十五箱，上海各金融机构、银行、钱庄的保险公册、信用状、报表，所有工商企业生产和经营往来资料共一千三百一十七箱都陆续送上了船。

太平轮原定计划是一月二十七日上午启航，后来改到下午二时，可是直到开航前，太平轮仍在进货。据见证者卢超回忆：一月二十七日，他送侄儿到台湾读书，但是中午时分，侄儿打电话给他，说船还没开，他肚子饿得很，请他送食物上船。卢超买了水果点心上船，“那时候甲板与码头齐平，以前我上船得由梯子上船，而此次竟是抬脚即可上船。”

可见太平轮吃水载重的程度。海难幸存者葛克也提及：

“全船无一空地，非货即人，因此加速下沉。”

一吨吨要送往台湾用来建设工程的钢筋也不断地运上船，足有六百吨，船逐渐倾斜。

“我看到船身都歪了，我不敢坐，就把船票卖了。”

一位施姓少女因此改搭其他交通工具，逃过一劫。她同年到了台湾，成为台大外文系第一届毕业生。

在上海档案馆关于太平轮的资料里对此也有记录：

太平轮只是一艘中型船，但是那天上了近六百吨的钢条;太平轮上有船员告知不得再载重，但是船公司人员说，已经收了运费，货一定要到台湾。

不过中联公司事后曾登报辩称：

“太平轮当天的钢铁货量不到二百吨，船行驶出时吃水前十四呎、后十六呎，各尚有一呎富余。”

1月27日下午四时许，太平轮终于拖着沉重的身躯鸣笛启航了。这是它第35次航程，也是最后一次航程。

太平轮在黄浦江头加足马力，快速前进。冬日天暗得早，大船出港本应点灯，但是时局紧张，行驶在吴淞江口的大小船只都不鸣笛、不开灯。为了怕被军方拦截，太平轮还改变航程，抄小路，往前快行。

这一夜海象极佳，无风、无雨，也无雾。夜越深，船行得越快。船上的人期待着次日与家人的团聚。临行前，吴伯超给在台湾的女儿发了电报：

“要到台湾来了，与你们一起过年。”

岸上的人也在等待家人的归来。那时尚不满十岁的李昌钰与兄姐在桃园家中等待，他们在院子里用石头排出了“父来公园”，期待父亲一进门就能感受到儿女们的深情。

尽管身处乱世，但人们依然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之中。据生还的张顺来说：“看到船上大副、二副们，当天晚上喝酒赌钱。”

灾难已经步步逼近了。那晚十一点四十五分左右，漆黑的海面“砰”的一声巨响，太平轮与载煤的建元轮呈丁字形碰撞。建元轮迅速下沉，它的一些船员立刻跳上太平轮，隔了几分钟，太平轮船员还以为没关系。据生还者徐志浩的描述：

太平轮与建元轮，都是晚上夜行，熄灯急驶，太平轮大副当天已喝醉，交由三副掌舵，三副忘记调舵，等发现建元轮迎面而来，提醒挂灯鸣笛已经来不及，两船相撞时又没有及时放下救生艇，放下后，也没人割断绳索逃生。

生还者葛克也在法庭中陈述：

砰然一声后，茶房对旅客们说，建元轮已下沉，太平轮无恙，大家不必惊恐，但是我已放心不下，携了妻儿登上甲板，那时下舱已有水浸入，只见两只救生艇上挤满了人，可是船上并没有一个船员把救生艇解绳入海。

还有目击者陈述，太平轮过于老旧，原本在出事前已向美联船厂登记要换钢板、调换船壳，加以修理，可是还来不及进厂整修，就发生惨剧。

一切为时已晚。太平轮试着往舟山群岛靠近，想要找片沙滩搁浅，但它那超重的身躯逐渐下沉……至多半个小时后，船渐渐没顶，沉入深海。

乱世之际，灾难频发，命如蝼蚁。在太平轮出事前一个月，航行于长江流域的江亚轮突然爆炸，有近三四千名旅客罹难。江亚轮尚在打捞期间，又发生了两船相撞。太平轮事件发生后五天，再度发生了一起船难。

太平轮海难发生后，受难家属立即成立“太平轮被难旅客家属善后委员会”，负责与中联公司谈判赔偿事宜。他们兵分两路，分别在台湾与上海受理罹难家属登记，一是在上海地方法院提出告诉，一是在台湾要求赔偿。

太平轮投保的保险公司事发后恶意潜逃。中联公司必须负起全部赔偿重责。在蔡康永那篇文章中，也提及太平轮的保险事件：

“爸爸从来没有跟我说过太平轮沉没的原因。只提过当时他们公司所拥有的每一艘轮船，一律都向欧洲的保险公司投保。唯独太平轮启用前，因为上海一位好友自己开了保险公司，为了捧好友的场，就把手上最大的这艘太平轮，让好友的公司承保。太平轮一出事，爸爸好友的这家保险公司，立刻宣布倒闭。所有赔偿，由轮船公司自己负担。”

然而，太平轮沉没后，中联公司实际上也陷于停运之中，无力赔偿。受难家属获得的赔偿十分有限，很多孤儿寡母都艰难度日。

随着父亲的离世，优渥的生活就此结束，李昌钰最后因为警校免学费而选择从警之路。他常常这样感慨：

“如果不是太平轮事件，父亲过世，我后来不会去念警校，也不会走上刑事鉴识这条路，也许就与父亲一样选择当一名商人吧。”

太平轮事件后五天，一月三十一日，北平失守。二月五日国民政府南迁广州，三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迁至北京。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二月十日，蒋介石到了台北。太平轮的惨案正式无疾而终。

太平轮上真的装满了黄金吗？

六十多年来，民间一直有传言称太平轮是艘黄金船，上面有黄金细软，还有故宫古董。浙江海洋学院港台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玲分析太平轮之所以被称作黄金船，一个原因是当时货币混乱，多用黄金直接换船票，常常坐船的有钱富商身上缠着一圈值钱的金条，外面罩一件大布衫，宽宽大大看不出玄机。另一个传言是，国民党迁台时，有一条运黄金的船在长江口沉没了，据说就是太平轮。

当年的媒体上也有类似的报道。1949年2月3日，上海《大公报》记载，太平轮上最大货物失主是中央银行，除了该行全部卷宗外，还有运厦银洋200多箱，每箱5000元，约100多万元;同月17日，该报再度提出，船上有银元、金条，导致船身失去平衡。

但目前的研究都不认为太平轮是黄金船。舟山市离休干部毛德传写过一篇《大陆国库黄金抢运台湾探秘》，认为太平轮上不可能有黄金，“我想运黄金之事非常重大，以常识推断，也不可能用有1000多位乘客坐的这么拥挤的船运黄金，白银倒可能有一点。”奉蒋介石手谕、运送黄金到台湾的吴嵩庆之子吴兴镛也根据第一手资料推断：“沉在太平轮的，估计只有银元、银砖，而没有黄金。”舟山市有关单位对太平轮船难事件做的调查报告，也认为“黄金船”的说法是“道听途说，难以为据”。

那么，故宫文物是否也在太平轮上呢？台湾资深媒体人张典婉在《太平轮一九四九》书中讲到：

故宫国宝多半在1948年底，分三大批由海军运输舰中鼎轮、昆仑舰与招商局商船海沪轮等，抢运到台湾。同年11月，中央银行的黄金也已通过军舰和招商局的船分批运往台湾。

不过，即使没有运输国民党的黄金和古董，太平轮上也应该不乏宝物。当年北京城最大、营业额最高的玉器工厂老板常子春的全部家当和十一位家人都在船上。

站在岸上苦等的他等来了噩耗，一夜白头。与亲人相比，黄金、古董又算什么呢？

星云大师在他著作中提及“因缘”，曾以太平轮为比喻。当年他本来也想搭这艘船到台湾，可是时间来不及，没赶上：

如果快了一时，沉没海峡的冤魂或许也有我的一份。想到因为没有赶上的“因缘”，让我与死神擦身而过。在庆幸之余，经常觉得人生在顺、逆“因缘”之中流转不停，如同一股无形的力量，支配着我南北流亡，东西漂泊。

张典婉追踪太平轮事件多年，在历史的见证者一个个凋零之时，她期待能有更多人关注史实本身，而不是电影所渲染的乱世“伟大”爱情。

张典婉

“我关心的是太平轮纪念碑何时能建成，而不是用美国商业片模式来消费真实历史中的情感与许多人的生离死别。”

在纽约，李昌钰等遇难者家属也感慨：

太平轮的记忆岂是爱情而已呀，是上千个家庭妻离子散的人间苦难，是一个时代悲惨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