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和贞观之治下的唐帝国是乌托邦?
唐太宗注意纳谏,注意节制徭役,都是事实,然而封建地主阶级对“贞观之治”的美化,却完全是着意的夸大。
《旧唐书.太宗本纪》、《资治通鉴》都说贞观四年(630年)天下判死刑的只有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至五岭,都夜不闭户,出门的人不必带粮食,可以“取给于道路”。《贞观政要》说得更具体,“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至于旅行者的粮食问题,“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这真是好得不能再好的乌托邦了!
其实历史上根本没有过这样的事实。贞观元年(627年),关中饥荒;二年天下蝗灾;三年又发了大水。这几年中间,老百姓穷得卖儿卖女,流亡道路。贞观四年,天下大熟,流亡的农民才得还家。这是喘息方定的时候,怎么会一下子便富庶得不得了呢?两年之后,魏征还描绘过中原萧条的景象,他说:从伊水、洛水往东,直到泰山、黄海烟火零落。极目望去,到处都是荒原野草。贞观六年是这副样子,四年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还需要注意,唐太宗的节制徭役,是勉强地去做的,因此他常常会有违反这条政策的举动。这里按照年代次序,举几个例。武德九年(626年)初即位时,要点身材壮大的未成年人当兵,经魏征力争而止。贞观四年,修洛阳宫,张玄素谏阻,说:“今日财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疮痍之人,袭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炀帝矣!”当时,他听了不免心惊,暂时停役。然而到了明年,不仅修了洛阳官,还修了仁寿宫(九成宫)。六年,魏征指出:“比来营缮渐多”,可知那时的徭役并不算轻。十一年,马周上疏,说当时多营不急之务,百姓怨嗟,批评太宗不像贞观初年那样“俭以息人”了。贞观十三年,魏征上《十渐不克终疏》,引太宗本人的话,“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并指出“顷年以来轻用民力”。十六年,太宗下令:今后有自己伤残手脚以避劳役的,“据法加罪,仍从赋役”。据说此风起自隋末,贞观中遗习尚存,所以下令禁止。以上两条,一言一行,最能暴露唐太宗的阶级本性,并且说明常有徭役较重的情况,不过不像隋末那样严重而已。贞观末年,人民赋役负担,还有继续加重的趋势。二十二年(648年)修玉华宫,“所费以巨亿计”。充容徐惠见连年用兵,营缮相继,宫廷习俗也颇奢华,上疏谏劝,说“人劳乃易乱之源”,尽管雇人做工,也“不无烦扰之弊”。至于剑南(四川)百姓,因为造侵略高丽用的船只,负担沉重,那年已经发展到无法忍受的地步了。从以上的叙述,我们可以知道,贞观时的实际情况是:农民的赋役特别是徭役负担,有时比较轻,有时比较重,但重的时候也没有达到使再生产无从进行的程度;唐太宗怕农民造反,执行不竭泽而渔的政策,但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本性,有时不免要加重剥削,他的好处是肯接受意见,注意改正。封建时代能够这样,就算是政治清明的“治世”了;肯这样做的皇帝就算是“明君”了。
历史上有过许多这类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是比较突出的一个。我们肯定他是有所作为的封建统治者,但不必歌颂他,因为他终究只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没有隋末农民群众轰轰烈烈的斗争,就不会产生这样一个局面,不会产生具有太宗、魏征等人的观点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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