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文字狱频繁发生的经济因素 举报者靠此敛财
清朝思想家龚自珍,曾用《咏史》中的两句诗,感叹清朝知识分子普遍缺钙,“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意思是说,知识分子聚会中突然离开,是因为害怕文字狱,他们写作只为糊口,不问世事,谨言慎行,自甘堕落,活得没骨气。
历来文人因言获罪并不少见,清朝尤为惨烈,特别是康、雍、乾三朝,康乾盛世,却大兴文字狱,由上而下,对汉族知识分子进行围剿,祖孙三代可能没想到的是,残酷的文字狱背后,竟然催生出一支专事诬告陷害的水军,士绅的不幸,竟成为某些人的敛财手段。
清朝记录在案的文字狱有194起,乾隆常说,“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但在他治下,竟有130多起文字狱,名副其实的打脸皇帝。在这194起文字狱中,有25起为诬陷案,约占总数的12.9%,发起者为市井小民的,共17起,占总数的68%,他们诬告的对象是士绅阶层,目的主要是敲诈钱财。
中国百姓向来惧怕权贵,民告官,借个胆子都未必敢提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却热衷跟士绅阶层打官司?这跟政府的态度有很大关系。清朝文字狱一旦罪名落实,大多以谋反大逆罪论处,凌迟、连坐且不可恩赦,可见处罚之重。为了发动群众进行举报,清廷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奖励:因举报抓到罪犯的,平民授以官职,军人授以军职,罪犯的全部财产作为奖赏,送给举报者。即使告发之后没抓到罪犯,政府也会把罪犯的家产作为奖励。
这些奖励政策,让老百姓产生误读,只要举报且抓获犯文字禁忌的士绅,就可以升官发财,这对很多人来说,很有诱惑力,虽然清廷对于诬告陷害有很多处罚,但是汉字博大精深,往往一字多音、多义,比拟、借喻很多,行文者无反逆之心,但架不住好事之人往坏里解释,一旦哪个解释触动了官府的神经,一般就能举报成功。所以对举报者来说,文字诬陷基本是无本买卖,而且来钱快,这导致诬告之风盛行。
诬陷者还有一个万全之策,他们找到文字破绽后,一般先不报官,而是直接找到本人,以报案为名恐吓,视其经济情况进行敲诈勒索,甚至有人编造悖逆文集,把想要敲诈的人名加进去,以告官相威胁,进行钱财勒索。这样做不用承担诉讼风险,就能得到钱财,一举两得。
诬告之风盛行的另一个原因,是老百姓的日子不太好过。
其实早在清朝,中国就遭遇来自人口的巨大压力。据统计,顺治12年人口为1400多万,人均田地27.63亩,乾隆18年有1亿左右人口,人均田地减为6.89亩,乾隆31年,人口达到2亿多,人均田地仅为3.56亩,到嘉庆17年,人口接近4亿,人均田地数降为2.19亩。
人多地少不够吃,老百姓就把钱财看得极重,于是就出现很多小偷小摸被当场打死的惨案,比如乾隆57年,江西一个叫温水子的人,因为摘了邓玉书梨园的三个梨,被当场打死,陕西省刘仰儿,因为摘了武小孟地里的豆角,同样被殴打致死,仨瓜俩枣,就可以以命相拼,可见当时百姓有多穷。
土中刨食无以果腹,必然导致一些胆大的刁民通过其他手段敛财活命,在政府大兴文字狱之际,他们看到了生财的新门路,就是告发士绅,从中牟利,于是在清朝,就有了以文字狱为政策背书的另类打土豪分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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