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为何放弃简体字?
大陆时期,戴季陶等政要名流请命下跪,迫使蒋暂停推行简体字
今年两会上,冯小刚联合张国立上交提案,呼吁恢复部分有文化含义的繁体字,引发媒体热议。著名文字专家党怀兴回应称,目前简化字已深入人心,恢复繁体字,需要投入的人力、财力不可估量,恢复繁体字不可能也没必要。
揆诸史料,有关汉字繁简的讨论由来已久,钱玄同在“五四”运动时期,就为此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他指出,“数千年来,汉字的字体是时时刻刻在那儿被减省的。从殷周之古篆变到宋元之简体,时时刻刻向着简易的方面进行。”胡适、蔡元培、周作人、林语堂等都是汉字简化的支持者。
1934年1月,汉字简化运动步入实践,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上提出《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指出:“(1)现在通行的俗体字;(2)宋元以来小说等书中俗字;(3)章草;(4)行书与今草;(5)《说文》中笔画减少的异体;(6)碑碣上的别字”,都是固有简体字。有这些字做标准,“便可用其偏旁而为新的配合”“用减省笔画的方法而造新的简体字”。①现行简体字所遵循的原则,也大致如此。
此后,国民政府教育部预备推行简体字,遂委托钱玄同主持选字工作。历时半年,钱玄同选定简体字2400多个,编为《简体字谱》。教育部又约集专家审核,确定了324字的《第一批简体字表》。教育部通令全国,“凡国小,短期国小,民众学校各课本,儿童及民众读物,均应采用部颁简体字”。以上各种教材,如不采用简体字,则“不予审定”。②
推行简体字的命令颁布后,一批政要、名流群起反对,在各地组织“存文会”。其中最极端的戴季陶,据说向蒋介石下跪,“为汉字请命”。迫于压力,国民政府在1936年1月发布训令:“简体字应暂缓推行”。③官方推动的汉字简化至此夭折,但民间出版了《简体字典》(4445字)、《常用简字表》(3150字)等资料。
与之相反,中共在苏区、抗日根据地、解放区推行简体字,取得了成功。这些简体字主要包括“拥、护、干、产、奋、红、党、苏、劳”等,被称为“解放字”。随着中共革命的胜利,“解放字”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沿用至今。④
需要指出的是,民国学者倡导汉字简化的同时,还大力推动“国语罗马化运动”与“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希望一劳永逸地将汉字变为拼音文字。当时有一种说法是,“汉文好比是独轮车,国语罗马字好比是火轮船,新文字好比是飞机。”这里说的“新文字”,指的是“拉丁化新文字”。⑤有关汉字拼音化的问题,现在学界还有诸多讨论,只是因其太过超前,未能得到推广。
去台后,因大陆率先推行简体字,蒋只能反其道而行之,转倡繁体
对于汉字简化,蒋介石在1952年时旧事重提。他说:“我们的汉字笔画太多,士兵教育困难,学生学习难度也太大。民国二十四年,我们在政治委员会上通过了一个汉字简化方案,因戴无仇(戴季陶)的激烈反对而未施行,很遗憾。没有想到,只过十几年,他就不在了,我觉得汉字还是应做适度的简化。”⑥很快,台湾成立“简体字研究委员会”。
时任“考试院副院长”的罗家伦盛赞“总裁此举极其英明”,并公开说“中国文字必须保存,但要保存中国文字,则必须简化它,使民众便于学习和运用”。廖维藩、胡秋原等106名“立法委员”对罗家伦的言论极为不满,提交议案:“为制止毁灭中国文字,破坏中国文化,危及国家命脉,特提议设立文字制定程序法……”学者潘重规更激烈地表示,“文字是民族文化的血脉,是千万世人的公共遗产,不容一世代一部分人专横独断。”⑦随即引发了一场汉字繁简之争。其间,《联合报》做过一次民意测验,参与者中,赞成汉字简化者7315人,反对者4807人。
在这场争论胶着不下时,因大陆率先推行汉字简化,使这一问题政治化。如学者林安梧所说,“因政治斗争的对方推行简体,我们就倡导繁体,依哲学角度而言,我们是作为对立面的另一边,居于‘客’位,沦为强势‘主方’的奴隶,结果被逼得硬是要唱反调。”蒋介石不再倡言汉字简化,谁再谈论这个问题,就很可能会被扣上“沟通匪帮”或“隔海唱和”的“红帽子”。⑧
直至1969年,才由何应钦再次提出“整理简笔字案”。教育部门会同专家,订立三点原则:“当局应研究公布常用字,不宜提倡简笔字;积极研制标准字模,以划一印刷体;致力研究中文打字机之改良,以求结构简化,运用轻便。”这意味着台湾当局最终决定绕过汉字简化,通过技术革新与标准化,实现文字普及。
但在两岸交往日益密切的今天,简化字还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台湾。如台湾餐厅、旅馆,很多都推出简体字菜单;至2011年,简体字书籍占到台湾新书的20%。这种状况引起很多台湾人的担忧,以至当时的“行政院院长”吴敦义要声明,“推广正体字是‘行政院’一贯立场政策,也是传承中华文化,未来不会改变。”⑨可见汉字繁简,在台湾依旧被视为一个政治问题。
其实纵观历史,不管是1949年前的国共两党,还是此后的海峡两岸,政府、民间都有关于汉字简化的动议。而时至今日,两岸识字率已在95%以上;计算机的普及,让书写难易不再成为问题,当初简化汉字的理由不复存在。那我们面对这两种字体,既无需夸大繁体字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不必重申简体字的诸多便利,只要将它们与政治剥离,依据两岸习惯,倡导“识繁书简”或“识简书正”就功莫大焉了。
注释:
①《钱玄同文集》(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1999年,第471、472页;②③苏培成:《二十世纪的现代汉字研究》,书海出版社2001年,第196—200页;④张书岩等编著:《简化字溯源》,语文出版社1997年,第18页;⑤刘晓明:《清末至新中国成立(1892—1949)汉字改革史论》,河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⑥汪曙申:《蒋介石两次推行简体字》,《世界知识》,2009年第16期;⑦⑧何卓恩、焦徽:《上世纪五十年代台湾<自由中国>杂志对汉字简化的呼吁》,《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⑨戴红亮:《台湾语言文字政策》,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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