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收了元宵的“灯”便“探春”女子间流行“斗花”
自秦代以来,我国一直以立春作为春季的开始。但在人们的心目中,春是温暖,是鸟语花香。所以,探春、游春活动一般都安排在地气回升的元宵节后。文献记载,自唐朝开始,都市人收了元宵的“灯”便出门“探春”,且一度呈现“公子醉未起,美人争探春”的特别景观。
五代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卷下谓:“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骑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唐朝“白富美”不仅乘车骑马、自带食材和帐篷到野外办“探春宴”,还设“裙幄”。王仁裕说,当时长安的年轻女子“游春野步”,遇名花则以草地为席,四面插上竹竿,再将裙子连结起来挂于竹竿,设置临时的饮宴幕帐。这种野宴被时人称为“裙幄宴”,类似现代年轻人在公园或郊外办的野餐。唐朝女子陶冶情操、释放心情“巾帼不让须眉”还体现于“斗花”。所谓“斗花”,就是青年女子们在游园时,竞赛谁戴的鲜花名贵、漂亮。为在斗花中显胜,这些女子不惜重金急购各种名贵花卉。故而,大诗人白居易叹道:“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
当然,唐朝的高帅富们也不甘落后,他们则玩起了“看花马”。《开元天宝遗事》卷上载:“长安侠少,每至春时结朋联党,各置矮马,饰以锦鞯金络,并辔于花树之下往来,使仆从执酒皿而随之,遇好囿即驻马而饮”。唐朝富家子弟探春遇雨则携带“油幕”出行,也是“尽欢而归”;而文人骚客则玩起了“颠饮”。书中说,进士郑愚、刘参、郭保衡、王冲、张道隐等十数辈,不拘礼节,旁若无人。“每春时,选妖妓三五人,乘小犊车,指名园曲沼,藉草裸形,去其巾帽,叫笑喧呼,自谓之巅饮。”看来,唐朝的文人也想学魏晋狂人刘伶过把裸奔瘾;抑或是让肌肤真正感受春的气息。
与唐代富家子弟比富炫酷的“奢侈探春”相比,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宋朝便出现“收灯毕,都人争先出城探春”的景象。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卷六中详细介绍了当时开封人争先恐后探春的情况:城南玉津园外的学方池亭榭、玉仙观、转龙湾等,从转龙湾往东到陈州门外,园馆更多,到处是探春的人;城东宋门外的快活林、勃脐陂、独乐冈、砚台、蜘蛛楼、麦家园、虹桥、王家园;城北李驸马园;城西顺着新郑门大路,一直抵达金明池西边的道者院(院前都是妓院),往西去是宴宾楼,这里亭榭、曲折池塘、秋千画舫皆是探春人的好去处,客人租条小船,挂上帐幔游赏美景……总的来说,“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
与唐代富家子女、文人骚客探春“斗酒”、“炫富”、“裸奔”不同的是,北宋的首都人则把文艺、体育、健身等元素融入探春活动。也说明了社会不断在发展、文明不断在进步。“红妆按乐于宝榭层楼,白面行歌近画桥流水。举目则秋千巧笑,触处则蹴鞠疏狂”。也就是说,北宋首都的青年男女探春时,红妆佳丽们纷纷在宝榭层楼弹琴奏乐,白面书生则对着画桥流水放声高歌。举目四望,到处是仕女荡秋千的欢声笑语;信步行走,随时有男儿蹴鞠豪放轻狂,完全称得上是自发组织的“全民狂欢”。孟元老最后说:“寻芳选胜,花絮时坠金樽;折翠簪红,蜂蝶暗随归骑。”就连蜂蝶也追随着归途的马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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