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在东京审判庭审时为何不指证日本战犯
1946年的8月16日,溥仪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在战败投降前夕,日本方面从上而下大量销毁侵略罪证。作为日军长期占据的东北、天津、台北一带的罪证销毁更加干净彻底。于是,从物证上指证日本战犯难度颇大。军事法庭的检察官们只能寻求人证。
但是,寻求人证的难度也很大。因为只有亲眼见证或者亲身参与日本种种罪行的人证,他们的证言才有效。可是,只有极少数日本人,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站了出来。但是,这种人实在罕见。多数日本人在接受盘问时,都不会做“出卖”日本的事情。
于是,检察官们想到了伪满洲国的政要们。
作为伪满洲国皇帝的溥仪,对日本的种种罪行应当是非常了解,并且,溥仪是中国人。虽然战败后,溥仪被关押在苏联,但是,苏联官方对溥仪还是非常客气,可以说是衣食无忧。若溥仪能够站出来指控日本那些战犯,对最后将日本战犯定罪,必然大有帮助。
溥仪接到邀请,在苏联军方的押送下来到东京。
当检察官按照惯例询问证人的姓名、出生地、个人经历等等的时候,溥仪还未等检察官说完,就开始抢答:我出生在北京,姓名是溥仪,满族的姓氏是爱新觉罗……很明显,溥仪非常紧张。
等到溥仪说完,检察官问了一个无关指证的问题:1909年您即位后,双亲还健在吗?
溥仪愣了一下,低头翻看记录,然后说:1909年我登基的时候……
溥仪正说着,一位律师站起来抗议说:我们想了解,证人怎么能够照本宣科地宣读那些笔记呢?
事实就是,溥仪从接到通告起,就精心准备了大量笔记,以应对检察官的盘问。
检察官询问:当年你为什么会去东北。
溥仪回答:鉴于当时中国军队没有抗击日本人的步步紧逼,我去满洲或许有机会锻炼出我们自己的军政人员,满洲从而有机会和中国人民并肩一起等待抗日良机。这是我的理想,为此,我不惜跳入虎口。
溥仪这番话很明显和事实不符。满洲国的成立,日本和溥仪各有所求。日本希望进一步控制东北,分裂中国;溥仪则希望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实现自己的复国梦想。但是,溥仪也明白,如果实话实说,搞不好会把自己也推到战犯席上。
溥仪强调,自己曾经掏腰包组建了一支两百人的卫队,希望有朝一日和中国军队并肩抗日,他还说自己最爱的祥贵人谭玉玲,就是被日本人毒害。说话时,他一脸义愤状。
至于他做出的种种“日满亲善”的发言,溥仪不是说被总理大臣郑孝胥蒙蔽,就是说被日本人武力威逼。总之,他只是一傀儡,无可奈何,自然不负罪责。
检察官盘问了很多天,但溥仪总是一套不着边际的说辞,没有指证任何一位战犯的实际罪行。
检察官询问:1924年你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你的生活很艰辛,那时候你有没有觉得民国政府违背当初承诺?
检察官的询问也是一个坑。只要溥仪说自己很生气,那就是对民国有怨气,那就会证明溥仪出走东北并非日本人胁迫,而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
溥仪很精明,他回答:当初我搬出紫禁城是自愿的,不如此,我无法接触到外面的人民。
溥仪还为说:冯玉祥并不能代表民国政府,我到天津后,民国政府也派了专人到天津安慰我。
检察官还询问了一些问题,比如对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看法,溥仪都巧妙回答,在言辞上尽力为民国政府说好话,以此表示自己对民国并无怨言,自然可以证明,他溥仪并非主动投靠日本。
溥仪前后作证八天,没有对指证日本战犯说出一句有效力的证言。原因只有一个,溥仪害怕自己会受到牵连。他明明知道日本战犯的大量罪行,但为了开脱自己,掩盖了大量事实。
-
王莽和刘秀的关系 一山不容二虎
王莽和刘秀是西汉末东汉初的两个重要人物,他们一个是结束了西汉的人,另一个是开创了东汉的人。不过王莽和刘秀他们两个人之间注定不能和平共处,因为这天下最终都只承认一个王,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王莽,字巨君,公元前45年出生于魏郡元城。西汉末年,由于汉成帝和汉...
-
匈奴冒顿单于为何要娶年老色衰的吕后?
公元前二世纪的一天,汉朝实际的统治者吕雉突然接到一封信,信是北方的匈奴王冒顿(mòdú)单于派使者送来的。吕雉展开,只见上面写到:尊敬的吕后陛下:我是您的邻居,匈奴一个不能自立的首领!我生在偏僻的大漠与湖泽,长在“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荒野。我曾多次来到我们两国的...
-
揭秘唐朝太监高力士迎娶“国花”的具体经过
高力士迎娶了瀛洲刀笔吏吕玄晤之女为妻。这女子虽出身平平,但她可不是一个平凡女子。《旧唐书》中说:“女有姿色,力士娶之为妇。”意思是说,吕玄晤之女长得漂亮。《新唐书》中则说:“女国姝,力士娶之。”说此女是天姿国色,是大唐的“国花”。让人称奇的是,吕氏不仅是美...
-
宋高宗赵构为何会亲信秦桧诛杀岳飞?
宋高宗赵构是宋代的第十任皇帝,字德基。他一共在位三十五年,是南宋的开国皇帝。赵构的父亲是历史上有名的皇帝宋徽宗赵佶,母亲是显仁皇后韦氏,宋钦宗赵桓是他的异母哥哥。赵构于大观元年五月出生,同年八月被赐名赵构,并且被授予定武军节度使以及检校太尉,被封蜀国公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