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兴中会最早的会员 包括犬养毅等多名日本人
在兴中会最早见诸名单的129名会员中,就包括犬养毅、宫崎寅藏兄弟、山田良政、萱野长知等多名日本人。并且实际参与者远远不止这个数目。
1898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提出“大隈主义”,他在一篇被大量引用的文章中号召中日密切合作、中日联合,他坚决认为西方列强侵略的根源是种族性的,是白种人对黄种人的鄙视,日本除了援助中国外别无选择?:“中国人民的生存决不只是事关他人的福利,它涉及日本人自身的根本利益。”为此,日本人必须研究中国,到中国旅行,与中国人交往。中国和中国人,一时间成了日本的热门话题。在当时日本的通俗读物中,充斥着“到北京去”这类流行口号。“大隈主义”很复杂,不是一个肯定或否定可以概括的。一方面,不能说它是“骗局”,“大隈主义”的提出有深厚的历史、现实背景,当时日强中弱,中国不可能对中国形成威胁,在某种程度上真诚地“扶植”中国有利于日本的国际处境的提升;另一方面,它当然不是希望中国强大,作为日本人,大隈重信没有这个义务,作为日本首相,不可能把支持中国作为自己的施政目标,除非他有精神分裂症。
很碰巧,由于中国的贫弱,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也希望联合亚洲国家抵御西方列强,包括尼赫鲁在内的亚洲精神当时都有这种类似的想法。
在宫崎寅藏、平山周之后,更多的日本政坛重量级人物开始与孙中山接触,孙中山成为他们眼中的“有用之材”——犬养毅、大隈重信、头山满、尾崎行雄、副岛种臣、久原房之助、山田良政、萱野长知等人。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清政府的死敌,但是在革命的逻辑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所谓“大隈主义”、“亚洲主义”有点复杂,简单说不清楚,至于日本人接纳孙中山流亡该国的动机,倒是一清二楚,这一点在后任首相犬养致陆实(时任《日本新闻》主编)的信(1898年2月3日)中说得很清楚:“拜启:持呈函之平山周氏现与孙逸仙氏同寓一处。最近,尚有王陈(指王质甫、陈少白)二人来此。彼等亦广东革命党员。弟刻下卧病中,诸事不能兼顾。与神鞭君磋商结果,务请吾兄代为照顾彼等一切。至于生活费用,由平冈浩太郎氏按月送上,他日当面谢平冈也。愿吾兄将彼等掌握住,以备他日之用。但目下不一定即时可用也。彼等虽是一批无价值之物,但现在愿以重金购置之。自去岁以来,弟即暗中着手作此计划矣。书不尽意。”信中写得很明白,孙中山、陈少白等人虽然在当时“是一批无价值之物”,但今天“重金购置”,日后会有大用。
而像宫崎寅藏这样支持孙中山的日本浪人,不可否认,在他的身上有某种侠肝义胆的风范,他们也被孙中山身上的某些精神所深深折服,但是他们所有的考虑,都不可能违背日本的利益,而单方面考虑革命党人的利益,宫崎寅藏在1898年12月12日指出:“今后日本对中国的方策不外乎下列三案:第一,援助现今的爱新觉罗政权,以改善中国。第二,拥护皇上,号令天下,以组织新政府。第三,团结民间的革命党,推行大革命,以刷新中国大陆。”“此君臣既不足以用,究竟应以何来挽救中国时局?舍革命莫属。目前,南方革命党的领袖孙逸仙正在隐身日本,用不用他是日本的自由。”简而言之一句话,日本人用不用孙中山这样的政治潜力股,完全取决于日本自己的利益。
此外,黄兴身边的萱野长知,宋教仁身边的北一辉,他们所持有所谓的“亚洲主义”精神,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这种所谓的“友好”,很容易滑向侵略主义的魔界,甚至从一开始就不怀好意,而北一辉则是日本有名的军国主义教师爷。在兴中会最早见诸名单的129名会员中,就包括犬养毅、宫崎寅藏兄弟、山田良政、萱野长知等多名日本人。并且实际参与者远远不止这个数目。据萱野长知古籍,跟随革命党积极活动的日本人,大约有300人。仅广州惠州一役,参加“中国革命”的日本人便有平山周、山田良政、尾崎行昌、岛田径一、宫崎寅藏等人,其中山田良政在逃跑的路上被清政府军逮捕杀掉。
兴中会成立初期,革命党人中非常缺乏富有文彩的人,所使用宣传的材料,仅仅有《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以及选录明朝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内的《原君》《原臣》。与此同时,康、梁保皇改良派所出版的杂志、报纸却是风行于海内外。只是在戊戌变法前,上海就有《时务报》、澳门有《知新报》;戊戌年之后,有横滨的《清议报》《新民丛报》、神户的《亚东报》、新加坡的《天南新报》、檀香山的《新中国报》、旧金山的《文兴报》、纽约的《维新报》、澳洲的《东华新报》等等。与此相比,革命党人的宣传阵地相形见绌。即便是被称为兴中会地盘的横滨、檀香山两地,保皇改良派的势力也是占绝对优势。1899秋天,孙中山派陈少白到香港组织创办《中国日报》,当年十二月份出版,这份报纸是革命派报纸的滥觞。但是因为操笔论政者,对于欧美新思想非常匮乏,并不被当时的社会所重视。1900年以后,东京留学生逐渐受自由平等学说熏陶,接受革命排满学说的人也逐渐增多,《译书汇编》《开智录》《国民报》等缤纷并起,《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新湖南》《江苏》等月刊继起,这样一个契机,留学日本的有志之士与兴中会领袖们的政见逐渐熔为一炉。革命出版物,由是开始呈风起云涌之势,在1903年上海《苏报》案发前后,革命党人的书报进入全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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