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树铮 民国时出兵收复外蒙古却留下复叛隐患
徐树铮趁陈毅招抚外蒙失利,西北筹边使、西北边防总司令徐树铮,从其手中夺过了谈判大权。鉴于外蒙王公不掌握实际力量,徐树铮改变了陈毅倚重王公、忽视喇嘛的做法。决定“擒贼先擒王,王公可暂从冷淡,一意向喇嘛市好”。时任外蒙“总理兼内务长”的上层喇嘛巴特玛,成为徐树铮“攻坚”的重点。
徐树铮手握皖系段祺瑞的唯一嫡系部队“边防军”,很自然地选择了以武力威慑为主要手段(有学者认为,当时外蒙的实际可用兵力,不过数百人)。1919年11月13日,徐树铮带领手下军官,到巴特玛家中,下达最后通牒:“外蒙为国家领土,我为外蒙长官,有弹压地方之责,不能坐视。请往告活佛,明日速应则已,不应当即拿解入京,听政府发落。”巴特玛惊惧之下,连夜求见活佛,“痛陈厉害,继之以泣,佛感悟,遂允撤治”。但是活佛不能同意陈毅偏袒王公的63条善后条例,要求另商条件。
11 月14日,徐树铮向巴特玛出示了改定后的8条善后条例,要其签字。他要求外蒙先行撤治,随后再议具体条件。这一次,徐树铮的通牒更为严厉:“祸蒙之罪,不在佛而在喇嘛。宽限一日,夜晚定须解决,否则拿解者不止一佛,执事虽老,亦当随行。”巴特玛十分害怕,于15日召集王公喇嘛大会。因畏惧徐树铮所率的一旅边防军,会议同意撤治。11月22日,徐世昌发布大总统令,正式公布外蒙撤治。
徐树铮雷厉风行,在20余天内实现了外蒙撤治,在当时获得了国人的热烈称赞,连作为政敌的孙中山,也致电徐,说他是“当代班超”。不过,徐的武力威慑,也埋下了隐患。如论者谓,“自徐树铮被任为西北筹边使后,对待蒙人,一主严厉,大失外蒙人心,其敦劝外蒙之取消自治也,且以强迫之手段出之,外蒙虽一时慑于徐之兵威,不得不俯首相从,但外蒙活佛王公喇嘛等则多有欲待机而动者”。
直皖战争后,徐树铮下野。蒙古王公、喇嘛再次要求恢复自治,并不惜向日本借款600万元,勾结谢米诺夫部属恩格。1921年,恩格攻陷库伦,建立“外蒙古独立政府”,依旧以活佛为首领。中国政府虽任命了张作霖为蒙疆经略使,负责平定外蒙;但张志在关内,根本无意出兵。稍后,苏俄政府提议和中国一同出兵,消灭盘踞外蒙的沙俄余党。要求被拒绝后,苏俄径自以帮助中国平乱为借口,出兵外蒙,驱逐了退守恰克图的中国军队,又击败恩格所部,占领库伦。1921年7月,苏俄扶植的“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宣告成立。
综而言之,徐树铮收复外蒙之功,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并不意味着北洋时代中国国防力量有何可观之处。至于其过,则是纯以武力逼迫,埋下了外蒙复叛的隐患。一旦苏俄恢复实力,外蒙遂又被其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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