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英宗朱祁镇南宫复辟的时候于谦在哪里?
“夺门之变”,是改写明朝政治走向的一件大事。事情说起来很简单,明代宗病了,不能理政,石亨、徐有贞、曹吉祥、张軏等人趁机发动武装政变,攻破南宫,迎立被软禁在此七年之久的太上皇帝明英宗复位。
应该说,这是一次有预谋、有组织的成功政变,政变从景泰八年正月十六日四更,到十七日拂晓,前后也就几个小时的时间。石亨、徐有贞、曹吉祥、张軏等人率领子弟、家兵千余人,用暴力手段叩破南内宫门,请上皇明英宗升坐舆驾,从东华门进入了奉天殿即位。那么,这里面有个问题,政变搞出如此大的动作,当时身为明代宗心腹的兵部尚书于谦是否知晓,当晚他又在干什么呢?
对于政变当晚,于谦近乎缺位的行踪,《明史》中的《英宗纪》《景帝纪》《于谦传》中均无记载,难道于谦当晚真的失踪了?这不可能。
那么,当晚于谦在哪里呢?《明史·于谦传》载,“谦自值也先之变,誓不与贼俱生。尝留宿直庐,不还私第”。说于谦为了抵御也先,舍小家,顾大家,经常在朝廷留宿值班。明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馀》中云,“又云少保公当国时,往往宿朝房,不归私第属”,与《明史》吻合。说明,于谦心系国家,时时处处以国家大事为己任。政变前夕,明代宗病重,于谦更应该留在朝廷。
既然于谦留宿值班,就应该在兵部衙门。清人谈迁在《国榷》“天顺元年正月”条中认为,“于少保最留心兵事,爪牙四布,若夺门之谋,懵然不少闻,何贵本兵哉?或闻之仓卒不及发耳。”谈迁的说法,至少明确了一点,即于谦当晚已经获悉政变。《西湖游览志馀》记载,“景皇帝大渐,石亨等谋拥南内,府尹公知其谋,奔扣告变,少保公呵曰:小子何知国家大事?自有天命,汝第去!”说明,于谦在获悉石亨等人政变后,非常从容淡定,一副置身事外的架势。
于谦为何如此表现?笔者认为这是于谦的苦衷所在。于谦为人古板耿直,士大夫气息显著,有一颗慷慨报国之心。在他看来,谁当皇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家安定,天下太平。所以,明英宗被俘后,国内无主,他便力主郕王朱祁钰称帝,填补权力真空,号令天下,挽救大明帝国。面对瓦剌人以明英宗为人质相要挟,当他说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话后,他已经不知不觉站到了明英宗的对立面。
于谦跟明英宗的过节远远还没有结束。当明英宗归国时,明代宗不愿接纳,于谦又说了一句“天位已定,宁复有他!”这话给了明代宗一颗定心丸,也定下了明代宗即位既成事实、谁都无可撼动的调子。明英宗能够安全归国,尽管于谦的策略起了决定性作用,但他此刻已经深深得罪了明英宗。只要归国后的明英宗活着,于谦的地位就极其尴尬,处境也极其凶险,当然从内心讲,于谦是不希望明英宗重新掌权的。后来,明代宗病重,又没有别的儿子,立谁为继承人是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正在明代宗病重且犹豫不决之际,“夺门之变”发生,石亨等人伺机发动武装政变,迎明英宗复位。
正如谈迁所言,石亨等人政变的事,当时身在兵部的于谦是知道的。以于谦当时的身份,少保、兵部尚书,总督军务,在危急之际召集人马镇压叛乱易如反掌,但于谦没这么做,甚至没有这么想,原因很简单,他是大明帝国的臣子,一贯“以社稷安危为己任”,始终揣着一颗公心,面对政局突变,自己何去何从,结局如何,他没考虑或很少考虑,他认为只要社稷安定,至于他“一腔热血,意洒何地”,无所谓。这种视死如归的文天祥似的士大夫气节,在于谦身上得到了酣畅淋漓的展现。
关于于谦当晚的表现,明代文学家屠长卿这样记述,“夺门之役,徐石密谋,左右悉知,而以报谦。时重兵在握,灭徐石如摧枯拉朽耳。……方徐石夜入南城,公悉知之,屹不为动,听英宗复辟。……公盖可以无死,而顾一死保全社稷也。”说于谦之所以按兵不动,任由政治死敌明英宗复辟,完全是出于公心,毕竟当时明代宗病重,长期不能临朝,又不肯立太子,导致朝野不安;如今,年富力强的明英宗复辟,尽管会对自己不利,但对社稷、臣民有利,于谦死而无憾。
于谦虽然没出手,但侍卫都督范广出手了。《国朝献征录》载,“是月壬午四更,亨与軏、吉祥等……请上皇升舆,从东华门入奉天殿即位,侍卫都督范广御战”。明人许浩《复斋日记》也有相似记载。范广是于谦的心腹爱将,他冒死抵抗,应该有保全于谦的意思,但最终失败了。次日凌晨,钟声响起,于谦整理服装,从容上朝,结果被明英宗当场逮捕,五日后处死。《复辟录》称,“圣旨:于谦……这厮每知罪恶深重,恐朕不容,……纠合心腹都督范广等,要将总兵官(石亨)等擒杀,迎立外藩以树私恩,摇动宗社。……钦此”,显然是明英宗故意加罪于于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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