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 “大学联考”路上的董仲舒
又到大学联考季。不管你是否喜欢,这种以考试的方式来选拔人才的制度,在我国已实行两千年之久。公元前178年11月,这天,原本朗丽的天空突然阴沉下来,阴风四起、愁云密布。正在处理国事的汉文帝急忙来到室外,但见天空一轮红日已被“天狗”吃掉大半。深信这是因为“人主不德,布政不均”而遭来“天象示警”的汉文帝发布诏命,令各级地方官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
这就是延续了整个两汉王朝四百多年的察举制度的开始。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由地方官员考察和举荐人才的制度,有效地打破了自夏商周以来,世卿世禄的世袭制。察举制度的重要环节是考试。被举荐者只有经由皇帝亲自策问治国对策,才能被择优录取,这也能保证被选拔出来的人确有真才实学。
公元前140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甫一即位便下诏举士,并规定非治儒术者不取。
一个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人,正是在汉武帝的察举中脱颖而出,登了上历史舞台。他叫董仲舒,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早在汉景帝时期就已经是博士。不过,他懂得韬光养晦。因为汉景帝是一个崇尚黄老之学的君王,作为一个儒生,董仲舒没有施展拳脚的机会。年轻的汉武帝却注定要做一个与父祖截然不同的君王。这个时候的西汉王朝经过“文景之治”,整个国家达到了农业社会一个美好的极点:社会安定、百姓富足、国家欣欣向荣。然而,隐患却在无声无息地酝酿之中:外有匈奴虎视眈眈,内有同姓诸侯王之患。史学家班固在论及当时形势时说:“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
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之下,与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截然相反的,强调积极入世、“引君于道”,从而实现经世济民宏大理想的儒家思想便有了用武之地。
面对汉武帝的策问,董仲舒连上三篇策论作答,系统阐述了“天人感应”的主张,论述了神权与君权的关系,成功地把儒家的价值观念与神性的“天”结合来,为“大一统”的皇权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论证明。董仲舒的策论,史称“天人三策”。同时,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董仲舒的策论深深地打动了汉武帝。他将董仲舒封为江都相,辅佐易王刘非。根据董仲舒的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于长安设立“国立大学”——太学,更设五经博士,专门传授儒家经学。
董仲舒通过自己在“大学联考”考场上的优异发挥,却为以后两千多年的“大学联考”制定了考试大纲。
虽然,有学者认为,董仲舒的主张范围局限于太学制度,即在太学的讲堂上,只能讲授孔子晚年整理的“六艺”,不能涉及其他诸子百家。但并不是说,董仲舒主张以政府的力量来禁止“百家”在社会上的流通。
不过,在皇权主导一切的集权帝制时代,如果“国立大学”和皇帝亲自主持的察举考试,只允许“六艺之科孔子之术”,那么,其他的诸子百家怎么还可能有发展壮大的空间呢?两汉的察举制度在隋唐之时最终被发展为科举制度。这个影响了中国1300多年历史的制度,和两汉的察举制度打破世袭制一样,在打破豪门士族对仕途的垄断上曾起到过无比积极的作用。皇帝在政治上垄断一切的权力,儒家则在思想上实现了垄断。到宋代,科举考试的重点开始转向“四书”,而元、明两代开科取士都采用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基础文本,程朱“道学”在元、明、清三代的科举中取得了“正学”的地位……
两千多年前,“汉承秦敝,非力行有为不可”的汉武帝时代,原本对社会有益的大刀阔斧的变革最终走向了穷兵黩武、海内虚耗。两千多年后,于右任先生在《悼汉武帝陵》一诗中这样咏叹:绝大经纶绝大才,功过非在戍轮台。百家罢后无奇士,永为神州种祸胎。
于右任先生所感慨的,正是董仲舒主导的“罢黜百家”。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中,所有的读书人,其“大学联考大纲”始终被限定在某一个范围之内,终于让一个民族陷入了思想一统,不断僵化没落的局面中。
《汉书》说,董仲舒在教授学生时,喜欢坐在厚厚的帷幕之后,不露真容。他让先入学的学生向后入学者传授知识,有的学生在求学过程中甚至从未与他谋面。
这让董仲舒显得很神秘,神秘且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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