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之先声殉国英烈——民主革命义士邹容

邹容，中国近代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1901年，赴成都投考留日官费生，因思想倾向维新，临行时被取消资格，遂决计自费赴日留学。1903年4月返回上海，结识章太炎，结为莫逆之交。《苏报》案发生后，于7月1日至巡捕房投案，被囚于租界监狱。邹容被租界当局判监禁两年，折磨致病。1905年4月3日死于狱中。1912年3月29日，经孙中山批准，南京临时政府追赠为大将军。遗著辑有《邹容文集》。

【得又何益】

邹容少时聪颖，讨厌《四书》《五经》，尤厌八股文。父亲十分生气，经常把他按到竹凳上打屁股。12 岁的邹容反而一天比一天出圈。

有一次，他见到一首《神童诗》：“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他越看越不顺眼，提笔就改成了“少小休勤学，文章误了身。贪官与污吏，尽是读书人。”不由分说，被父亲臭骂一顿。

一过了年，邹容奉父亲之命到县里参加童子试考秀才，见了不知所云的题目后，他居然大胆地问考官：“这文不成文的题目，说个啥？”

考官见他年幼无知，就说：“这题目出自圣人经典，文公朱熹已作了详细注解，你怎么还提这等问题？”

邹容却一板一眼地回答：“不求甚解，学生死搬硬套老师的话，不都成了经书的奴婢了么？”

老父得知此后，又是一顿臭骂：“不肖之子，八股文不好好作，童子试你不好好考，科名前程你到底要不要？”

没想到儿子却朗声答道：“臭八股，儿不愿学;破考场，儿不爱入，乱世科名，得又何益？”

父亲气得大骂：“孽障！给我滚出去！”

【效法英烈】

邹容自幼喜爱谭嗣同的文章。

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谭壮烈殉国。14岁的邹容义愤填膺，他将谭的画像挂在自己座位上，并题诗一首：

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

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

他要以谭嗣同为榜样，踏着先烈的脚印继续战斗。

邹容的舅舅怕受连累，训斥他说：“国家大事你管得了吗？人生在世就是吃穿二字，你把英文学好，吃穿不愁，何必再想入非非。你要救什么国，唱什么高调，谭嗣同不是已经掉了脑袋，难道你也要学他那个下场吗？”

邹容不为所动，在给父母的信中坚定地说：“现在国家将亡，我们应效法谭嗣同起而奋争，如果人人怕死，世上还有什么杀身成仁可言？谭嗣同是个舍生取义的壮士，我向他学习，虽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展览猪尾】

邹容以勇武著称，人们都很推崇他的斗争精神。18岁的邹容也的确不负众望，一次次大显身手。

留日陆军学生监督姚文甫思想极端反动，仇视学生的革命活动。邹容在东京召开“拒俄”大会，组织“拒俄义勇队”。姚从中阻挠，并无故开除学生，大家恨他入骨。正巧，这个自命为师长的道德君子却偷鸡摸狗，和一个有夫之妇通奸。事情披露后，学生们准备狠狠教训他一番。

夜里，学生们突然来到姚公馆，邹容一马当先，破门而入。姚见学生们来势汹汹，知道凶多吉少，却故作镇静。

“诸位……请到客厅用茶。”

“少啰唆，我们不是来喝茶的！姓姚的，你说说，爱国对不对？你为什么诬蔑拒俄义勇队图谋不轨？”

姚眼珠子一转，忙说：“我糊涂，我该死！”

没等姚再耍花招，邹容几个人上去就将他按倒在地拳脚相加，边打边骂：“你还害人不害？你还当不当走狗？”

不知谁喊了声：“砍下狗头示众！”

姚浑身颤抖，一把明晃晃的剪刀在他头上一举，他连声喊：“饶命！饶命！”

邹容揪住他的辫子，厉声问：“剪辫子犯不犯法？”

姚忙说：“不犯法，不犯法……”

“既然不犯法，好，剪！你这个无耻的东西，今天留你一条狗命，但要割下你头上的猪尾巴，以示惩罚。”

只一剪子，咔嚓一声就把辫子剪了下来。

邹容大声命令道：“限你明天早晨离开东京，否则就要你的狗命！”

姚从地上爬起来，抱头鼠窜了。

在学生会馆，同学们把那条辫子吊在正梁上，写个标签：“衣冠禽兽姚文甫之辫！”

此举真是大快人心！同学们纷纷相传，“快去看猪尾展览！”

人们一见这条辫子，都开心地大笑起来。

【时代号角】

1903年5月，“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的时代号角《革命军》出版。

该书约2万字，分为7章，其中以绪论、革命之原因、革命独立之大义为全书重点。

作者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为指导思想，阐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以及上下古今、宗教、道德、政治、学术等，还论述了日常事务存善去恶、存美去丑、存良善而除腐败。并指出，“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立宪新政”只是延缓封建统治的强心剂。而要救中国，路一条——革命。为此，他呼吁民众用革命的手段与祸国殃民的清王朝决一死战，推翻封建皇权。继而扫荡“外来之恶魔”，进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邹容在这部书的结尾高喊：“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

“号角一声惊旧梦，英雄四起挽沉沦”。《革命军》如雷霆之声，为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敲响了丧钟。人们争相传阅《革命军》，使之在短短的几年中，竟再版20余次，发行量高达110多万册。堪称中国资产阶级反清运动的奠基之作，成为国民教育的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