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圣孙武身上待解的八大迷团:孙子可能未有其人
在论述孙武的一生行事之前,必须先了解一下经历将近千年的关于孙武 的有无及其著作真伪的争论。由于《孙膑兵法》在魏晋以后的亡怯,详载春 秋史事的《左传》、《国语》等典籍中丝毫不涉及孙武,而现存《孙子兵法》 中又有似乎是战国时期的现象,因而自北宋以来,就不断有人怀疑孙武及其 著作《孙子兵法》的真实性。问题讨论颇为热烈,各家意见众说纷坛。除明 宋濂在《诸子辨》、胡应麟在《四部正讹》、清纪陶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孙星衍在《孙子十家注序》中,继续肯定孙武为春秋末年人,兵法出于其手定外,怀疑者的人数远比此诸人为多,否定的意见占了上风。
兵圣孙武存疑的八大迷团归纳各方的论点主张,约有如下八种:
(1)孙武无其人,著作是伪托。主其说者有南宋的叶适、清代的全祖望 和现代学者齐思和等。叶适以“孙武为大将,乃不为命卿,而左氏无传焉” 为由,指出:“凡穰苴、孙武者,皆辩士妄想标指,非事实。”接着他列举 了一些《孙子》书中的论题,认为都是战国时始有之事。因而他主张此书是 “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所为”(《习学记言》卷四十六《孙子》)。清人全祖望随之议论道:“水心(叶适字)疑吴原未尝有此人,而其事其书皆纵 横家所伪为者,可补 《七略》之遗,破千古之惑。至若十三篇之言,自然出 于知兵者之手。” (《鲒亭集》卷二十九 《孙武子论》)齐思和也同意叶适的观点,认为“孙武实未必有其人,十三篇乃战国之书”(《孙子兵法著作 时代考》,《燕京学报》第26期, 1939年版)。
(2)孙武有其人,但兵法非其所著。主此说者有北宋的梅尧臣、清代的姚鼎和近代的梁启超等。梅氏曾作过 《孙子注》,认为此书非武所著,而是 “战国相倾之说也”(见欧阳修《梅尧臣〈孙子注〉后序》,《欧阳文忠公 全集》卷四十一)。姚鼐也持同样的看法,云:“吴容有孙武者,而十三篇 非所著”,因为“是书所言皆战国事耳”(《惜抱轩文集》卷五《读孙子》)。 梁启超亦说:“此书未必孙武所著,当是战国人依托。书中所言战事规模及 战术,虑皆非春秋时所能有也。”(《饮冰室专集·〈汉书·艺文志·诸子 略〉考释》)又说:“此书若指为孙武作,则可决其伪。”(《中国历史研究法》)
(3)孙武其人之有无,兵法是否自著,不可知。主此说者有南宋的陈振 孙和清代的姚际恒等。陈氏在其《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二中称:“孙武事吴阖庐而不见于《左氏传》,未知其果何时人也?”姚氏在《古今伪书考》中更玄虚莫测他说:“然则孙武者,其有那?其无耶?……其书自为耶?抑其 后之徒为之那?皆不可得而知也。”
(4)孙武与孙膑乃一人,兵法为孙膑所著。主此说者有日本学者斋藤拙堂和中国现代学者钱穆等。斋藤作《孙子辨》一文主张:“今之《孙子》一书,是孙膑所著。孙武与孙膑,毕竟同是一人,武其名,而膑是其绰号。”钱穆亦认为:“《孙子》十三篇洵非春秋时书,其人则自 齐之孙膑而误”;“孙膑之称,以其膑脚而无名,则武殆即膑名耳”;孙子 在吴、齐两国都呆过,后世说孙者,“或曰吴,或曰齐,世遂莫能辨,而史公亦误分以为二人也。”
(5)武与膑为二人,十三篇为孙膑所著。日本学者武内义雄作《孙子十三篇之作者》一文,根据《史记》载孙武、孙膑二人均有兵法著述,而《汉志》又有《吴孙子》、《齐孙子》两种,故断“武与膑是别人,各有著述”;但今《孙子》十三篇从其内 容看,“非孙武所著之书”,而“出于孙膑所作”。
(6)孙武系伪托,无其人,今本《孙子》作于孙膑。现代学者金德建撰《孙子十三篇作于孙膑考》一文,从《左传》不载孙武而《史记》所述孙武事又极简略,“内容上完全近于传说,不足为信”,从而认定:“所谓孙武,全为伪托之说”;“则《孙子》这部书的作者,当为孙膑无疑。” (《古籍丛考》第80—82页,中华书局1941年版)
(7)孙武就是伍员,二者实为一人。清人牟庭在《校正孙子》中认为,孙武事迹与伍员甚相似:二人都从他国来到吴国,统帅吴军破楚人郢;二人都讲究军事策略,著有兵法。伍员托其子与齐鲍氏,居阿、鄄之间;伍员后代在齐国改姓孙,其后百年有孙膑出。故孙膑的先辈孙武,实即伍员。
(8)孙武实有其人,兵法著作源出于武,完成于膑。这种意见比较普遍。明吴兴松筠馆主人在《孙子参同序》中说:“按《史记·列传》称武为膑之祖,膑之兵法传于后世云,则是书殆传于膑,而本与武者欤?”现代学者陈启天进一步阐发此论点云:“古人为学,均有传授。孙膑既为孙武之后世子孙,则武之兵法授之于膑,膑即据之撰成十三篇,而署武之名以行世”;“谓此书为武自撰者固误,而谓此书与武绝无因缘者亦非也。” (《孙子兵法校释》第41页,中华书局1947年版) 本来,孙武的生平事迹及其兵法著作,在《史记·孙子传》和 《汉书·艺文志》中是记载得相当清楚的。成书于东汉初年的《越绝书·记吴地传》、《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中也都有关于孙武事迹的记述。先秦古籍,如《荀子·议兵》有言:“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韩非子·五蠹》云:“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吕氏春秋·上德》亦谓:“孙、吴之兵,不能当矣。”然则孙、吴连称已成习惯用语。吴指吴起,孙置于吴前,自然是指比吴起时代稍前的春秋末年的孙武。
然而,《孙膑兵法》后来失传了,《隋书·经籍志》中即不见著录。《史记·孙子传》明明说孙膑有兵法传世,它的亡扶,人们自然会怀疑《孙子兵法》的作者问题。再说,《左传》中吴国的阖闾、伍员、伯、专诸等人物以及吴国攻人楚都的情 况都写得十分详细,却没有一言记及孙武。虽然有人曾竭力为此书辩解:“春秋时,列国之事赴告者则书于策,不然则 否。” (宋濂《诸子辨》,《宋文宪公全集》卷三十六)但无法消除 年版。
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汉墓中,同时发现了书写《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大批竹简。这不仅使失传了1700多年的孙膑著作得以重见天日,而且使怀疑孙武其人的有无和《孙子》是否孙武所著的悬案得以涣然冰释。从发现的这两部兵法著作来看,孙武和孙膑显然是不同时期的两个人,他们的著作也反映了具有各自时代特点的战争方式和军事思想,有着明显的继承和发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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