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太监魏忠贤为什么一定要剔取文官的喉骨?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话是简单的,可是,要产生这样的话所具备的条件是很不容易的凑齐的。众所周知,这是欧洲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说的一句话。放在中国的古代,“以言获罪”是非常正常的事,是天经地义的,谁叫你嘴上没把门的乱说来着?有时候,甚至不说话都有罪,汉武帝时期的张汤就搞了一个“腹诽”,在肚子里说也不行。那么,你到底在肚子里说没说坏话呢?其实,你自己也说了不算,他说你说了,你就是说了。
所以,自古就有把管不住的舌头用大铁钉钉在柱子上,或者干脆割掉喂狗的传统,虽说有这些生动的例子,以及许多类似鲜活的警示,有些人依然管不住嘴巴。同时,古人也慢慢认识到舌头只是一个吐字器官,而喉是一个振动器官,在发音运动中占主导地位,是声源所在。因此,因言获罪所受到的惩处也升级换代了,不仅要小心舌头,还要小心喉骨。
明末的东林党人以“非君”为乐,以“批鳞”,也就是以批评皇帝为荣,有的还得到了“批鳞君子”的美名。皇帝是那么好批评的吗?自己管不住嘴巴,那么只好有劳朕来动手了。管你是什么人是什么居心!尽管,东林党人是一批忠诚的皇权卫士,是虔诚的封建伦理纲常的躬行者,不是混蛋暴徒。退一万步讲,哪怕是混蛋暴徒,也得依法惩处,不能由着性子乱砍乱剁。可是,很遗憾,只有顺昌逆亡!先后被捕的有六名东林党官员,史称“六君子”,他们自然是要受尽酷刑的。杨涟死时,“土囊压身,铁钉贯耳”;魏大中在狱中折磨致死,肉身腐烂,仅余白骨;左光斗等人的尸身都已残破不全,爬满蛆虫。
在他们死后,为了向魏忠贤报功,锦衣卫镇抚司许显纯用刀子剔出他们的喉骨,放在小盒子里面,作为“验明正身”的证据呈于魏忠贤。“剔取喉骨”这种方式是从唐朝懿宗李漼开始的,作为处死三品以上官员的证明。魏忠贤把这个传统发扬光大了,他面对喉骨,得意洋洋地说:“诸公别来无恙,还能上书否?”然后,魏忠贤们创造性地“炙灰下酒”,烧成骨灰,一起争吞下酒。
“剔取喉骨、炙灰下酒”,这种庆功方式,是颇为令人玩味的。魏忠贤们为什么要这样呢?“就因为喉骨生在仁人志士的身躯上,它能把思想变成声音,能提意见,发牢骚,有时还要骂人。喉骨可憎,它太意气用事,一张口便大声疾呼,危言耸听,散布不同政见;喉骨可恶,它太能言善辩,一出声便慷慨纵横,凿凿有据,不顾社会效果;喉骨亦可怕,它有时甚至会闹出伏阙槌鼓、宫门请愿那样的轩然大波,让当权者徘徊内廷,握着钢刀咬碎了银牙。”
魏忠贤们最恨、最怕的,恐怕就是东林党人的喉骨了,喝下泡有骨灰的酒,是为了解恨,做鬼也得让你们做一个哑巴鬼;更是为了压惊,魏忠贤们内心的虚弱、胆怯在他们的残暴、刻毒之中一览无余。魏忠贤们愚蠢而野蛮地以为,东林党人的铮铮铁语是从喉咙和舌头生发出来的,剔取喉骨、炙灰下酒,就一切都消停了。他们不知道,也不懂真正的声源在哪里!他们并不知道这声源来自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追求,“杀身求仁”的崇高气节,来自于“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无畏勇气,来自于忧国忧民的博大心灵。
关于这些,魏忠贤们永远也不会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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