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調俱樂部的戰和之爭 胡適主張“苦撐待變”
“低調俱樂部”時期的公開言論產生了影響,實務家因了這思想基礎便要訴諸於行動。陶希聖當日不但主和,而且主張“戰與和”可以並行不悖,談判桌上是戰場情勢的延續,且戰且和,“調停行動是雙方取得戰爭利益或減低軍民傷亡的手段,放棄調停則可能失去作戰的最終目的。”
當日本後來修改“近衛第一次宣告”,明確暗示排蔣之後,日方仍可與中方新的領袖進行和談、誘降汪精衛之時,陶先生便冒險去見汪,最終發現自己落入了日本人吞併中國的巨大陰謀之中。國民黨元老汪精衛彼時去河內,真的是為了中日戰事早日和平解決乎?抑或,真的是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乎?以汪氏的性格,即便他成為國民政府最高統帥,也絕難做一個有成效的強人政治。很難說他有真正的信仰,且絕非堅剛不可奪志之人。
唐德剛先生在為《高陶事件始末》所作長序,看似延續了唐氏論史的詼諧風格,其實對汪派人士的“低調”進行了嚴厲批評。說他們“算盤打得太清楚”,自覺眾睡獨醒,考慮周詳,不知處亂世,當大事,往往都是乘勢而為之的道理。全民抗戰那股拼命的精神,便是支撐民族打贏這場戰爭的“勢”,抗戰八年,說穿了就靠這股氣維持下去的;並且把胡適的“低調”同其做了區別。
唐先生說,胡適那時對戰局的悲觀,原不下於汪派的低調人士。但是胡適自己盱衡全域性,卻覺得“戰難和亦不易”,所以強調要“苦撐待變”。後來美國參戰,戰局起了根本的扭轉,充分映證了胡博士的判斷。
唐先生的批評雖然嚴厲,但現在看來確實見史家的眼光。我們不要忘記胡博士也是一位閱盡滄桑的史家,如果把他當年的“低調”看作一種“超然的理性”,那麼汪派人士的低調及其後來的言行,就是一種“絕對的理性”的後果。絕對的理性往往執拗於自己的判斷,根本懷疑信念的力量能翻江倒海、逆轉歷史的程序。在抗戰這種“處亂世,當大事”的非常時刻,就會導致可怕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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