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在明清時期“醫生”的社會公眾形象非常差?
最近一直在看《發現醫病糾紛:民國醫訟凸顯的社會文化史研究》,該書對明清時期到民國時期的醫事訴訟,有一個縱向觀察和比較,大致情況就是明清時期極少,而民國時期尤其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大量出現。這種變化涉及醫療模式、醫病觀念從傳統到現代的轉換,但更重要的是司法環境的各種變化。一個特別明顯的感覺就是,國家權力從清末到民國時期尤其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對基層社會的滲透和控制。
這讓我想到羅志田在《國進民退:清季興起的一個持續傾向》一文中所言:“現在不少人研究中國史,喜歡說國家如何向基層滲透,甚至研究古代史的也這樣說。其實在治理層面,國家不在基層,且也無意進抵基層(即缺乏向基層擴張的意願和動力),是很長時間裡的常態。國家真正涉入基層的治理,應是20世紀北伐之後的事了。”可以說,《發現醫病糾紛》一書所呈現的歷史狀態是很符合這樣一個判斷的。
一般而言,學界都比較認可明清時期的國家權力對於基層社會不太乾涉,傳統時代的政府是很精簡的小政府。呂思勉說“中國官治,至縣而止”。費孝通提出“雙軌政治”,自上而下的皇權和自下而上的紳權、族權平行運作,而皇權也是到縣為止,基層是靠紳士自治的;黃宗智提出“集權的簡約治理”,“考慮到官僚機構僅僅能延伸到在19世紀人均負責管理25萬人的縣令一級,它的基層滲透權力的程度很低”。但現在一些學者的研究又不能不讓人產生一些疑問。王家範曾對乾隆《吳江縣誌》的編外“準公務人員”有一個統計,因為該縣誌對自明到清的徭役敘述比較詳細。
據此統計,明代吳江縣的編外“準公務人員”名目有29種,共13716人,還有“其他”給縣以外派出的,總計不少於17000人。王家範因此認為,“現在媒體上常說中國古代縣政府機構非常精簡,這說明它不明歷史底細”。(《複雜的歷史,需要複雜的頭腦——從“黃宗羲定律”說開去》,《探索與爭鳴》2010年第1期)
不僅是縣級政府的辦事人員數量並非如官方宣稱的那樣精簡,而且在管理的層級上也突破了縣級的限制。胡恆關於清代縣轄政區與基層社會治理的研究,顯示“雍正中期以後清代基層管理策略發生了較顯著的變化”,即大量的縣轄政區通過佐雜官(縣丞、主簿、典史等雖不入流,但也都是正式官僚人員)的分防實際上得以設立,雖然功能不一,大多以警政為主,不少兼具司法功能,還有一些能經徵錢糧,但顯然強化了對於基層社會的治理力度。同時,胡恆又特別強調,由於受到國家財政經費的定額制約,佐雜官數量有限,無法大規模滲透到基層社會,因而清代仍是一個傳統社會,一個未對基層社會進行全面控制的社會,直到清末新政,清政府在各縣廣設“區官”,國家權力才“第一次以無可置疑的、普遍的、成規模的方式”進入基層社會。(《皇權不下縣?——清代縣轄政區與基層社會治理》,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
此外,還有一些學者通過《巴縣檔案》、《南部檔案》等縣級衙門的檔案瞭解到,一些地區宗族尊長的選任需得到地方官員的認可,頒發諭戳,委以事權(“立族正”);家族法規也要得到官府的批准;族長各種權力(立嗣、查察舉報、族內教化等)也是通過立法授予。這表明國家與社會的中間人,跟那些編外“準公務人員”一樣,也都具有“官方授權”的色彩。(吳佩林:《清代縣域民事糾紛與法律秩序考察》,中華書局2013年)綜上所述,明清時代的國家權力是否涉入基層社會,應該是一個值得繼續深入探討的問題。
-
為什麼清官在有些時候會比貪官更可恨
清官信仰是中國古代法律文化的一大特色,千百年來老百姓對清官樂此不疲的期盼和傳頌,使得這種信仰甚至形成了一種文化。包拯、海瑞等著名清官的名字即使三尺之童也耳熟能詳。作為反映社會普通民眾心理的一面鏡子,宋元時期,清官文學(包括公案小說、話本、雜劇等)開始...
-
諸葛亮選錯姜維為接班人 是一生中最錯誤的計謀
在三國鼎立之時,後期的蜀國風雨飄搖,丞相諸葛亮為國事鞠躬盡瘁,終於還是抱憾而終,於是將重擔託付給了一干重臣,而姜維就是其中一個。誰料其他幾個重臣相繼離世後,大權落在了姜維身上,最後因為姜維犯的錯誤,蜀國滅亡了。有人說姜維是誤國的罪人,還有人說諸葛亮這個接班人...
-
三國戰將關羽有老婆嗎?關羽是怎樣娶到老婆的
關羽出生年月不詳,字雲長,河東解良(今山西運城)人,東漢末年名將,早期跟隨劉備輾轉各地,曾被曹操生擒,於白馬坡斬殺袁紹大將顏良,與張飛一同被稱為萬人敵。關羽自幼學習武功好行俠仗義,解縣當地有個惡霸總是倚勢凌人,關羽實在看不慣,一氣之下便將他砍了頭,自此奔走江湖,獨自...
-
揭祕沈萬三家藏“聚寶盆” 80歲慘被朱元璋滅門!
白手起家沈萬三並非是含著金鑰匙出生的幸運兒,他也是個兩腿粘泥、從土地裡刨食的莊稼漢。他是窮苦人出身,所以具有吃苦耐勞的良好品德,他深知創業難的道理,自然會將他的經商理念傳授給手下人,於是就形成了一種良好的“企業”精神。一本萬利他的原始積累,也就是做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