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和貞觀之治下的唐帝國是烏托邦?
唐太宗注意納諫,注意節制徭役,都是事實,然而封建地主階級對“貞觀之治”的美化,卻完全是著意的誇大。
《舊唐書.太宗本紀》、《資治通鑑》都說貞觀四年(630年)天下判死刑的只有二十九人,東至於海,南至五嶺,都夜不閉戶,出門的人不必帶糧食,可以“取給於道路”。《貞觀政要》說得更具體,“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馬牛布野,外戶不閉”,至於旅行者的糧食問題,“入山東村落,行客經過者,必厚加供待,或發時有贈遺,此皆古昔未有也”。這真是好得不能再好的烏托邦了!
其實歷史上根本沒有過這樣的事實。貞觀元年(627年),關中饑荒;二年天下蝗災;三年又發了大水。這幾年中間,老百姓窮得賣兒賣女,流亡道路。貞觀四年,天下大熟,流亡的農民才得還家。這是喘息方定的時候,怎麼會一下子便富庶得不得了呢?兩年之後,魏徵還描繪過中原蕭條的景象,他說:從伊水、洛水往東,直到泰山、黃海煙火零落。極目望去,到處都是荒原野草。貞觀六年是這副樣子,四年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
我們還需要注意,唐太宗的節制徭役,是勉強地去做的,因此他常常會有違反這條政策的舉動。這裡按照年代次序,舉幾個例。武德九年(626年)初即位時,要點身材壯大的未成年人當兵,經魏徵力爭而止。貞觀四年,修洛陽宮,張玄素諫阻,說:“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當時,他聽了不免心驚,暫時停役。然而到了明年,不僅修了洛陽官,還修了仁壽宮(九成宮)。六年,魏徵指出:“比來營繕漸多”,可知那時的徭役並不算輕。十一年,馬週上疏,說當時多營不急之務,百姓怨嗟,批評太宗不像貞觀初年那樣“儉以息人”了。貞觀十三年,魏徵上《十漸不克終疏》,引太宗本人的話,“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並指出“頃年以來輕用民力”。十六年,太宗下令:今後有自己傷殘手腳以避勞役的,“據法加罪,仍從賦役”。據說此風起自隋末,貞觀中遺習尚存,所以下令禁止。以上兩條,一言一行,最能暴露唐太宗的階級本性,並且說明常有徭役較重的情況,不過不像隋末那樣嚴重而已。貞觀末年,人民賦役負擔,還有繼續加重的趨勢。二十二年(648年)修玉華宮,“所費以巨億計”。充容徐惠見連年用兵,營繕相繼,宮廷習俗也頗奢華,上疏諫勸,說“人勞乃易亂之源”,儘管僱人做工,也“不無煩擾之弊”。至於劍南(四川)百姓,因為造侵略高麗用的船隻,負擔沉重,那年已經發展到無法忍受的地步了。從以上的敘述,我們可以知道,貞觀時的實際情況是:農民的賦役特別是徭役負擔,有時比較輕,有時比較重,但重的時候也沒有達到使再生產無從進行的程度;唐太宗怕農民造反,執行不竭澤而漁的政策,但由於封建統治者的本性,有時不免要加重剝削,他的好處是肯接受意見,注意改正。封建時代能夠這樣,就算是政治清明的“治世”了;肯這樣做的皇帝就算是“明君”了。
歷史上有過許多這類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是比較突出的一個。我們肯定他是有所作為的封建統治者,但不必歌頌他,因為他終究只是地主階級的政治代表人物。沒有隋末農民群眾轟轟烈烈的鬥爭,就不會產生這樣一個局面,不會產生具有太宗、魏徵等人的觀點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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