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清朝到民國官場與風月緣何如此關係緊密
清朝尊崇理學,以朱熹為宗。這一點跟制度一樣,也是清承明制,不過,從白山黑水那地方下來的滿人,學什麼都很較真。明人尊崇理學,而理學僅僅成了科舉考試的標準答案,考罷便成為束之高閣的高頭講章。皇帝后宮,動輒萬人,最荒唐者如武宗,還私自外出獵豔,上行下效,官員們自然加倍演繹聲色生涯,狎妓縱酒,無所不為。理學也因此進化為心學,《金瓶梅》和《肉蒲團》這樣的貨色,剛好可以成為心學的另類經典。
可是,清朝不這樣,首先皇帝后宮的人數大為減少,行房時還要有許多規矩,在故宮那種幽暗仄窄的地方,害得稍微膽子野一點的皇帝,都不樂意在宮裡居住,而堅持工作崗位的皇帝,後嗣則不昌,連著幾個皇帝,乾脆一個後代也生不出來了。
皇帝帶頭自我約束,雖說有限度,比起老百姓,還是色福齊天,但跟前朝比,已經算存天理滅人慾了。最大也最不得人心的一條禁令,就是不許官員嫖妓。歷朝歷代,朝廷差不多都有官妓,一方面為朝廷創收,一方面優待官員——官員嫖妓優先。然而,清朝皇帝把個朱熹老兒的話當真,不僅取消教坊,而且不許官員嫖妓,反差未免過大。過大可是過大,沒人敢表示不滿。大家只能忍著,順從,暗地裡罵理學為偽道學出氣。更有那熱衷拍馬屁的假道學,居然順著皇帝來,變本加厲,連唱戲的女旦也給禁了,讓各級領導幹部的性生活淡出鳥來,只好跟自家的妻妾用功,各自帶頭,為康乾盛世的人口激增,作了不少貢獻。
在這種理學風尚瀰漫的時候,好多事都跟前朝相反,娛樂生活尤其如此。那時的北京,儘管算是世界數一數二的大都市,但是娼業卻很不發達,每令在京做官的南方士人,頻發牢騷。那年月娼業發達的地方,都是今天看起來不起眼的小地方,比如大同,而且都在商道上為商家服務的。因此傳說中清朝中期的名妓,說來說去,只是三寸金蓮比較標準,其他的如彈唱風情,一概闕如。
北京的京官們,萬般無奈,百無聊賴,居然蹊徑獨闢,琢磨出另外一條道來——逛相公堂子,也就是說跟唱戲的男藝人。說到這兒,我們的性學家肯定很興奮,說這是同性戀。其實不對,那些跟男藝人膩乎的京官們,絕大多數性取向跟我們常人一樣,那些相貌姣好的男旦,不過是昔日名妓的替代品而已。
然而,到了清朝末年,西學東漸,傳統的意識形態被動搖,理學的禁令,再也繃不住官員的衝動,於是漸漸地京師娼業開始復興,蘇州的清吟小班,迤儷北上,八大胡同繁榮娼盛,官員們“談助無非中發白,閒來只是逛衚衕”。連狀元娘子賽金花,也很快被吸引到北京石頭衚衕,高張豔幟,到了八國聯軍打來,官員四散逃命的時候,被逼無奈,跟鬼子鬼混一通,後來居然被回城的官員捧為用身體救了北京城的大英雄,到了民國,則升為九天護國娘娘。
進入民國,對西方制度的追求,以迅猛的速度落實在性生活上,於是官員們重要的公務都挪到八大胡同來辦了。當時北京人傳說,喜歡逛衚衕的,有兩院一堂,兩院是國會的眾議院和參議院,一堂是指京師大學堂,即今天北京大學的前身,這裡多少有點調侃的意思。馮玉祥在後來在回憶中說,他去找政府總長辦事,也被拉到衚衕裡,一進門,兩個妓女撲上來,一條大腿上坐一個,一上來就揪鬍子,打嘴巴。
當然,在轉型中的中國,這種事,一點都不奇怪。只要一學西方,對於某部分人來講,首先落到實處的,就是日常生活上性的放縱。現在,中國又處在新的轉型中,犯禁者眾多,犯禁的官員,十有八九,都栽在女人頭上。凡是這種貌似的西風東漸,官員還是別帶頭的好,這種帶頭,對於國家和百姓,乃至自家的身體,都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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