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為何不肯重用海瑞?是為了打壓海瑞嗎
研究明史的人,對張居正不重用海瑞,常有一說法,認為是張居正心胸狹窄,嫉妒海瑞,故拼命地打壓海瑞。筆者以為這種觀點,過於偏頗,是隻看到一面而不顧其他。
在明代,張居正與海瑞幾乎是同時代的人,他們都是在嘉靖皇帝當政時步入政壇,而且兩人有過交往。他們又同為明朝名臣,為何不能相互提攜、相互支援、並在一道工作呢?其實,箇中原因很複雜,並非僅是張居正心胸不夠博大的緣故。
俗話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張居正與海瑞儘管都名聲顯赫,但畢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一類人。張居正是權臣能臣,而海瑞是好官清官,不僅層次不同,也內涵不同。故他們二人只能說有相似的地方,卻不是相同的官吏。因此,張居正不重用海瑞是有其內在“道理”的。
筆者認為,張居正之所以不肯重用海瑞,主要源於如下考量:
其一,張居正與海瑞的性格特點不同。
《明史》是這樣評論張居正的:“居正為人,頎面秀眉目,須長至腹。勇敢任事,豪傑自許。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測也。” 體貌挺拔,長鬚飄飄,敢作敢為,思想深邃,城府極深,既帥氣又傲氣,使人可望而不可及,這就是歷史中的張居正,一個讓人看不透也說不盡的張居正。
曾經有人這樣評價張居正:無情而重義,拒賄而好諂,偉大與渺小,堅強與卑微集於一身,多側面性格,複雜的個性,恰如湖北人傳說中的九頭鳥,似鴨非鴨,遍身赤紅,“九頭皆鳴”,這九頭既是神通廣大的顯示,也是多種聲部的呈現。這多聲部而又和諧的組成,體現了張居正性格中的多面性和複雜性。這段評價,指出張居正屬於多面而複雜的性格之人,故我基本贊同,但若說他拒賄,恐怕有些不實,下面我們會進一步談及,在此就不詳述。
而海瑞的性格特點,《明史》有這樣一段話:“萬曆初,張居正當國,亦不樂瑞,令巡按御史廉察之。御史至山中視,瑞設雞黍相對食,居舍蕭然,御史嘆息去。居正憚瑞峭直,中外交薦,卒不召。” 文中點出了海瑞的性格“峭直”,那就是說海瑞剛正不阿,堅持原則,從不委曲求全,從不讒言媚上。正是因為如此,張居正才儘管面對輿論高調地推崇海瑞,但是就是不重用他。
其二,張居正與海瑞的處世原則不同。
張居正性格多面且複雜,就決定了他為人處世的原則把握上很圓滑。張居正作為明代見識和能力首屈一指的政治家,其在政壇上爐火純青的權術,就是其圓滑性格的最好演繹。
奸臣嚴嵩當政時,“嵩亦器居正”。徐階代替嚴嵩為首輔後,同樣“傾心委居正”,這左右逢源的水平非一般人能達到。高拱秉權後,“兩人益相密”。可當高拱成為橫亙在他面前的石頭,不扳倒高,他就不可能成為首輔時,張居正就又私下裡結交司禮秉筆太監馮保。“神宗即位(萬曆帝),保以兩宮詔旨逐拱,事具拱傳,居正遂代拱為首輔。” 至此,張居正的為人處世不是顯露無疑了嗎?
海瑞卻大不相同。他得意時如此,失意時也如此;他人前如此,人後也如此。就連他退休後,依然置個人安危於不顧,為民請命,是個響噹噹、硬挺挺的正人君子。譬如,對仗勢抖威風的奸官,海瑞援引故例,抗顏不屈。他說:“臺渴當以屬禮,此堂,師長教士地,不當屈”,大有周亞夫營前長揖不跪以迎天子的氣概,大煞了御史的威風。再如,對仗父勢橫行的衙內,則懲子戒父,令他們啞子吃黃蓮。胡宗憲的兒子依仗父勢凌辱釋吏,海瑞給以嚴懲後,還罰沒數千金,並搶先馳告宗憲,假說懲辦了詭稱胡公子的花花太歲。胡宗憲只能吹須瞪眼,出聲不得。這類事舉不勝舉。
這其中的不同,筆者認為,最最關鍵的是,他們二人的出發點不同,前者是一切為私心,凡事先替自己打算;後者則是克己奉公,死而後己。僅就這個不同,他們就不可能走到一起。
其三,張居正與海瑞的為官理念不同。
張居正雖然確實做了許多挽救明朝衰敗的大事,但他也因此收穫了許多榮譽、許多名利。他為官不得不說主要是媚上媚權,凡是可能損害和影響自己權力地位的事他堅決不做不為。故而,在對待海瑞是否可以重用的問題上,他並不害怕海瑞在政治上權勢上超過自己,而是怕海瑞這個連皇帝都不怕的死倔之人,一旦進了權力中樞,不僅會以道德的標準來對待政治,更可能對張居正的政策橫挑鼻子豎挑眼,鬧得朝野都知道,對自己極為不利,何況萬一海瑞得到同情或支援,那就大大不妙了。
海瑞為官很少從自己的角度出發,去考慮考量政策制定與實施的利弊,而是儘可能為廣大民眾切身利益著想,所以他在帝王昏庸、官吏貪腐的年代裡,變得沒有政界市場,沒有仕途朋友,個人的品德只有符號意義,在權力場中是蒼白無力、不堪一擊的。換個角度看,海瑞卻深受民眾的愛戴,深受百姓的擁護。
這般完全不一致的為官實踐,預示著張居正與海瑞根本不是“一股道上跑的車”,不僅無法交匯,更不可能並肩。
其四,張居正與海瑞的追求境界不同。
前面,我們說了張居正的政治品德實在不怎樣,他是怎樣對自己有利他就怎樣幹,毫不在乎什麼名節。其實,他在個人的私德上,他也做得很不怎樣。張居正好色縱慾,因為常服春藥,大冬天都滿腦袋冒熱氣,不能戴帽子。父親死了後,為了權柄不落入他手,和馮保共同策劃,促使皇帝下達了“奪情”的旨意,在父喪期間依然緊握手中大權(明代是非常推崇孝道的,士大夫在父母喪後,必須丁憂三年)。至於說到他為官時是否清廉,可以講:屬下的官員賄賂他的財物不計其數。否則,後來他被抄家時哪裡會發現“鉅額來源不明財產”?
海瑞為官一生,十分清廉。他遷淳安知縣,穿布袍、吃粗糧糙米,讓老僕人種菜自給。就連總督胡宗憲曾告訴別人說:“昨天聽說海縣令為老母祝壽,才買了二斤肉啊。”再看看海瑞的固定資產情況,他還是在退休後,才在海南買了一套並不很大的房產,供家人居住生活。有資料稱,海瑞沒有兒子。去世時,金都御史王用汲去照顧海瑞,只見用葛布製成的幃帳和破爛的竹器,有些是貧寒的文人也不願使用的,因而禁不住哭起來,湊錢為海瑞辦理喪事。在封建社會裡,竟有如此好官清官,實在難得。
有道是,道不同不相為謀。張居正之所以不肯重用海瑞的理由,不是已經躍然紙上了嗎?多餘的話就不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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