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為什麼定都洛陽?劉秀為何棄長安而定都洛陽
漢高祖劉邦統一天下之後,在建都何處問題上倍受困惑,起初定都洛陽,然因其謀士張良言盡關中百般之好,以及當時為加強關中的統治,漢朝最終帝都於長安,而洛陽則作為“東都”,直至王莽篡位,我們稱其為西漢。
在西漢王朝風雨飄搖之時,身為漢系子孫的劉秀則在宛城為光復漢業(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南陽)起兵討伐王莽政權,之後力爭群雄最終成為最後的勝利者,再次統一華夏,再次建立漢朝,而此時之漢,則被後人稱之為東漢,然東漢之得名,乃是因其定都洛陽,因洛陽地處長安之東,遂被後人稱之為東漢,而漢光武帝劉秀為何棄長安而都洛陽?
公元25年六月,劉秀即皇帝位,其後坐鎮河陽(今河南孟縣西),指揮圍攻洛陽的戰鬥。十月,守城將軍大司馬朱侑舉城投降,劉秀“車駕入洛陽,幸南官卻非殿”,宣佈定都洛陽,因漢為火德,忌水,故改“洛”為“雒”。從光武帝定都洛陽至獻帝遷都長安,洛陽為都共歷十二帝196年。
《後漢書·光武帝紀》載劉秀為漢高祖九世孫,他所建立的新王朝也被認為是前漢王朝的繼續,那他為什麼沒有依前漢舊制定都長安,卻定都洛陽呢?後世史家和學者除了對地理形勝的肯定外,便是以歷史上盤庚遷都為根據。筆者認為這裡面有著深刻的經濟和政治原因。
長安地區歷史上呈週期性繁榮,西周時定都長安,秦、西漢、西晉、隋、唐也都定都長安,可以看出,這些王朝基本上都是中國歷史上比較強大的王朝,它們有足夠的力量抵禦西北少數民族的入侵,並利用八百里秦川的沃土滋潤、壯大著自己的國力。但是它們在使關中一帶繁榮興盛的同時,也把這一地區的地力耗盡了,(如唐朝的皇帝就不得不多次“就食洛陽”)繼之而起的王朝如繼續定都與此,則發揮的餘地甚小。另外一個原因是王朝末期的動亂對長安地區的破壞。王莽統治時期,長安先後數次被攻破,人口銳減,滿目荒涼,昔日的恢巨集與繁盛蕩然無存,已喪失了繼續為都的條件。
劉秀本是南陽的世族地主,他建立政權主要依靠起自宛洛一帶的地方割據勢力,他必須避開其它地方割據勢力的鋒芒,待鞏固了自己的根據地、站穩腳跟之後才能再做企圖。同時,來自北方的匈奴的威脅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漢王朝天下未定,還沒有足夠的精力同匈奴對抗,“退避三舍”未嘗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從地理位置看,洛陽地處黃河中游南岸,跨伊、洛、澗幾條河流,北倚邙山,南對伊闕,東據虎牢,西有崤阪,素有“河山拱戴,形勝甲於天下”之譽。按張華的說法,洛陽是一個恃險防禦、虎踞龍盤的地方,“調在中樞,西阻崤谷,東望荊山,南望少室,北有大嶽三河之分,風雨所起,四阻之國”。洛陽居天下之中,地理位置險要,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另外,伊洛平原地力肥沃,周圍水路發達,漕運便利,可以很好地解決京師的供應問題,使皇帝坐鎮中央,遙控天下,集中精力維護自己的統治。
正是基於以上各種原因,劉秀才最終放棄長安,定都洛陽。歷史證明這一選擇在當時是明智的,它對於維護東漢的統一穩定、促進封建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的安居樂業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以洛陽為中心的關東地區由此進入了長足發展的歷史階段,繼東周之後,洛陽重又走上了中國歷史政治的前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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