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改革有功 為何卻淪落到死後抄家的下場
1572年(隆慶六年)7月5日,明隆慶帝明朱載垕病逝。他生前依靠高拱、陳以勤、張居正等大臣的盡力輔佐,實行革弊施新的政策,海內外得到大治,史稱隆慶新政,但後期因沉迷媚藥,服用助興,致使政事荒廢,留給十歲幼帝及其寡母李太后的,是入不敷出的財政,紛爭不已的內閣。
平民出身的李太后,起用張居正輔政,全權委託其代行父母之教,精幹強勢的張居正成立“救火隊長”。他首先籠絡好忠心耿耿的太監馮保,再大刀闊斧地實施改革,神宗才得以安享太平盛世。但是,在這位“救火隊長”死後僅僅一年,神宗就翻臉不認人,保守勢力迅速復辟。張家被抄家充軍,十年改革成果一夜間被否定,正所謂“人亡政息”。難道張居正的新政真的有問題?
按理說,萬曆帝是張居正新政的最大受益者。張居正在財政上清仗田地,推行“一條鞭法”,總括賦、役,皆以銀繳,"太倉粟可支十年,周寺積金, 至四百餘萬"。軍事上任用戚繼光、李成樑等名將鎮北邊,用凌雲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亂。吏治上實行綜核名實,採取“考成法”考核各級官吏,“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政體為之肅然。
而張本人也成為明代唯一生前就被授予太傅、太師的大臣,不過“功高震主”。幼時的萬曆還沒有意識到權力所能帶來的樂趣,隨著年歲增長,享樂的慾望,越來越刺激他要鞏固權力。當權力遭遇危機時,萬曆可能竭力支援改革,暫時抑制貪慾;一旦改革成功,緩解危機後,其內心深處的慾望又開始膨脹,可能促其廢除改革。
其次,張居正的君主觀與萬曆帝的主觀相違背。張居正希望萬曆成為一代為民造福的“聖君”,想融合儒道兩家節制君主以達到君臣共治、君民互利。如他為神宗小時候編寫的啟蒙讀物《帝鑑圖說》中就有“天下可以一人主之,不可以一人治之”等,想通過他律來影響皇帝的自律。
而萬曆帝卻沒能領會太傅的一片苦心,他腦子裡只有“天下是我的,我要怎麼樣就怎麼樣”。
再次,張居正改革時,打著“法祖”的旗號,也就是藉助祖先威勢推行改革。他所繪製的藍圖,只是在大明開國之初的法制基礎上,對某些法制法規實施改進,以調解矛盾,緩解危機。實際上,這種改革並沒有觸及利益的根本,不可能得到社會各階層的民眾全力支援。如一些文人在書院中講學、發表政見、抨擊時弊成為時尚,這對於專制集權的朝廷,無異於離心之力。萬曆八年,張居正以嚴令拆毀天下書院,禁止講學,消弭閒言浮議,實行思想一統。
張居正在位時,那些豪強權貴攝於權威,不敢造次,一旦他們認為的權威不見了,就會群而攻擊。
此外,張居正失察用人。當然,不能否認,張居正能改革成功,還是他能“籠絡”一批得心應手的人才,不過這些一般都是技術人才,而非政治家。
為打擊豪強,張居正曾大力支援海瑞,但當上首輔後,就將他丟在一旁。對於身邊的兩個副手張四維、申時行,也沒有收為己用,要知道他們可是居六部之上的內閣重臣,主導政務的政治家啊!在張居正死後,兩人相繼掌權,隨即反對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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