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曹操诡诈残忍 使用“特务”手段堪比明朝
大明王朝是“特务机构”最多、特务最猖獗和社会最黑暗的时代。那么,是明太祖朱元璋开创了秘密刺探消息、监督官与民的“特务制度”吗?其实,这有点儿“抬举”朱元璋及大明王朝了。读过《三国志》的人,只要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三国时魏国的奠基人曹操设置的“校事”,就是一个类似于明朝东、西厂的特务机构。世人皆知,曹操疑心重,对谁都不放心。为了及时掌握群臣和百姓对他是否忠心,便广布耳目、刺探隐秘,这跟他诡诈残忍、善用权谋的心理也十分吻合。
《三国志》里说,建安元年,曹操拜司空(三公之官)。建安三年,回到许昌,初置军师祭酒(司空的僚属,也是曹操置官之始)。后来又出现一种特殊的官员“校事”,第一任校事的头目是卢洪、赵达。至于他们如何为所欲为、滥用权力、残害无辜,古籍里着墨不多,但记有当时军中流传的谚语:“不畏曹公,但畏卢洪,卢洪尚可,赵达杀我。”这与大明王朝的官员和百姓听到魏忠贤、刘瑾的恶名就毛骨悚然的心理是一样的,足以说明曹操的“特务”都是鬼见愁一般的人物。
曹操时的法曹椽(相当于现在的最高大法官)高柔,曾就“校事”严重破坏朝政与体制等向曹操进谏:“设法分职,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达等数以憎爱擅作威福,宜检治之。”曹操却回答:“卿知达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举而辨众事(事无大小皆能侦悉),使贤人君之为之,则不能也。”曹操说得很坦然,如果将全部精力用在“刺举”上,贤人君子能做得到吗?这说明,这些校事是在曹操的默许下行事的,但曹操又根本没拿他们当人看,最起码没把他们跟贤人君子同等对待,这也是曹操对待“特务”的态度跟大明王朝统治者宠信特务的最大区别,否则像高柔那样的正直法官也会遭特务暗算。
史书记载,数年间,吏民被校事刺探及秘密抓捕的案件达万计,高柔等始终上表要求核对虚实,还民公道。从这些记载看,曹魏的“特务”构陷的“冤假错案”并不比明王朝东、西厂和锦衣卫诬陷的案件逊色。在“特务”的设置上,曹操的后代跟朱元璋的子孙也是一样的,越往后越猖狂。到曹魏第四代曹芳接位时,校事的权力丝毫不比明代东、西厂小,他们上察宫庙、下摄众司,法造于笔端,狱成于门下。直到司马氏专权之后,考虑到校事都是曹魏旧人,才下旨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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