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説辛亥革命的一半功勞應屬於立憲派?
共和極有可能成為專制的温牀(此即梁啟超憂心革命之後的“共和的專制”)。放眼亞、非、中南美,幾乎清一色的共和制;但,此起彼伏,不知造就多少袁世凱這樣的大獨裁者。相反,這種情況在歐洲君主立憲的國家,差不多沒有。這也正是當年立憲派所以選擇虛君道路的緣由。
主流史學認為辛亥革命作為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是一次不徹底的革命,最嚴重的惡果就是革命領導權為袁世凱篡奪。但,那不僅因為革命力量本身不夠,更因為它的對頭立憲派在這場革命中發揮了政治上的主導作用。
立憲派是革命推手
革命黨與立憲派在面對清廷的問題上積怨已久,互為仇讎。一個主張以革命推翻滿清,以建共和;一個反對革命,主張在君主的框架下推進立憲。清政府和革命黨是死對頭,但和立憲派在體制內還存在着一定的互動。因此,清末這三支政治力量彼此角逐,在革命黨和清政府的你死我活爭鬥之外,立憲派作為第三方就變得舉足輕重。特別是在時局驟變的緊要關頭,它選擇誰,誰就更容易獲勝。這裏不假設當時立憲派如果選擇清政府,革命是否還能撐得下去。從史實上看,同樣發生在1911年的廣州黃花崗起義,已經慘敗在先,1913年的“二次革命”,亦潰不成軍於後。這三次由革命黨經營的武裝暴動,恰數武昌這一次最意外、規模最小、準備最不充分,何以它一聲槍響,四個月後清政府便渙然解體?這裏,關鍵就在於立憲派選擇了革命黨,從軍事迅速擴展到政治,從而最終形成倒清之勢。
武昌首義,羣龍無首,而且各地也沒有彼此策動,革命不可能在兩三省孤立獲得勝利。這時革命黨不得已推出了新軍旅長黎元洪,黎氏實在不看好這場暴動,因為在軍事上它沒有勝算的可能。然而,屬於立憲派的湖北省諮議局議長湯化龍因時而動,他出面邀請黎和革命軍代表到諮議局商議湖北獨立並組織政府事。結果黎由諮議局推選為都督,湖北正式從清廷中獨立出來。獨立後的湯化龍一不做二不休,又以湖北諮議局的名義通電各省諮議局,呼籲各地響應獨立。這一極具開拓性的舉措,不是軍事的,而是政治的,但足以要清廷的命。
最先響應湖北的是湖南,湖南獨立後的首任都督是屬於革命黨的焦達峯,但他左右不了湖南局面,只不過十來天就被手下的軍人槍殺。再次被推選出來的都督是名孚眾望的譚延闓,譚是湖南省諮議局議長,也是立憲派領袖之一。他不但能穩得住湖南的秩序,而且也積極視線向外,推動他省獨立。這是他手下議員給他的建議:“同盟會勢力雖大,然不能使各省同時並舉。公既出,事無中止,當飛書知舊,乘時響應。”譚深以為然,既馳電又派人,到各地運作。結果,兩湖領先,各地立憲派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清政府二十二行省,不到一個半月,有十四省先後獨立。這不啻是一幅多米諾骨牌的連鎖效應,立憲派不但是其推手,而且主持各地獨立的基本就是諮議局。清政府可以不在乎一省暴動,它有北洋;但北洋也無法面對一省又一省的獨立。因此是政治而非軍事最終拖垮了清政府,辛亥的功勞簿上,至少有一半應該屬於立憲派。這庶幾是一樁長期被遮蔽了的史實。
袁世凱斜刺裏叛出
如果説立憲派在當時起到了政治中軸的作用,加上素往立憲派和革命黨的政治理念不同,辛亥革命的不徹底就在所難免了。革命就是砍人頭,這裏的不徹底,正如魯迅後來總結辛亥經驗一樣:“民元革命時,對於任何人都寬容(那時稱為‘文明’),但待到二次革命失敗,許多舊黨對於革命黨卻不‘文明’了:殺。”於是,魯迅慨歎革命黨沒有殺盡敵人在前,以致後來反受其累。確實,當時革命都督焦達峯就主張在湖南動殺,是譚延闓制止了他:“吾輩但取政權,不殺官吏。”前此,立憲派就是為了避免革命引發內戰從而導致雙方大開殺戒,才反對以暴力求共和,並寧可走虛君緩進的道路。這條路如果辛亥槍聲不響,必然走得下去。但,槍響不響不以立憲派的意志為轉移;好在事變發生,立憲派能有效地契入時機,後發制人,順別人的水推自己的舟,以最小的軍事代價完成各地政權的轉移。可以看到,20世紀三大革命,以辛亥為首,它固然開世紀革命之慣例,但和後來的國民革命、土地革命比,畢竟沒有導致內戰發生,沒有造成整個社會的血流漂杵(除寧漢兩地外)。以暴力革命始顏色革命終,在立憲派的作用下,以顏色革命收尾的辛亥也就成了一次革命不徹底的革命。
不幸在於,立憲派和革命黨聯袂對付清廷;但,鷸蚌相爭,漁人得利,從清廷那裏斜刺叛出一個袁世凱,最後權力統統歸袁。從革命黨來講,所謂不徹底,莫過於是。但它又沒有不交出政權的本錢,“非袁不可”,這話本身就出自革命黨之口,而且也是各派共識。對於立憲派,固然袁等於是他們推出來的,這也可見立憲派左右政局的能力。但遺憾在於,袁世凱不是在虛君的框架下而是在共和的框架下推出,這就為他以後的獨裁埋下了伏筆。殊不知,辛亥一年,革命不徹底,立憲也半吊。虛君的框架下,袁世凱可能覬覦總統乃至皇帝嗎,那是僭越,他不敢。共和框架下,袁沒有了君臣名分的拘束,可以放膽問鼎。因此,從體制選擇的角度看,真正幫袁大忙的,不是別的,正是革命黨孜孜以求的“共和”。
這不是孤例,共和極有可能成為專制的温牀(此即梁啟超憂心革命之後的“共和的專制”)。放眼亞、非、中南美,幾乎清一色的共和制;但,此起彼伏,不知造就多少袁世凱這樣的大獨裁者。相反,這種情況在歐洲君主立憲的國家,差不多沒有。這也正是當年立憲派所以選擇虛君道路的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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