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黑龍會為何要保護二次革命失敗後的孫中山?
在二次革命爆發後,陳炯明於7月18日宣佈廣東獨立;8月2日,孫中山便帶着胡漢民等人乘德國輪船“約克”號離開上海,準備前往廣東領導革命,但等孫中山一行人於8月3日抵達福建馬尾的時候,廣東形勢突變,陳炯明手下的將領發動兵變,局勢已經失去控制。在這種情況下,在香港的張繼、馬君武請日本駐港總領事致電福州領事館,讓福州領事告知孫中山廣東已無可為,讓他們採取應變措施。
日本駐福州領事找到孫中山後,將廣東的變故詳細告知,孫中山便表示願意前往日本,但日本領事稱日本政府對中國時局採取中立政策,是否接納孫中山避難尚不得知,於是他勸告孫中山前往台灣暫避。孫中山聽後,便於次日赴基隆。就當時的而言,日本軍部是同意孫中山來日本的,但外交上卻反對接納,這使得孫中山感到左右為難。這時,黃興突然從香港直接前往日本神户,並希望孫中山能與之會合。在這種情況下,孫中山便在給日本友人發電報後,也乘船前往神户。在孫中山航行期間,日本政界元老犬養毅和黑龍會領袖頭山滿向政界反覆交涉,終於妥善得將孫中山安全接到神户的一個別墅保護起來。當時宋嘉樹(即宋慶齡之父)也在神户的東方大旅館,隨即為孫中山展開對外聯絡。數日後,胡漢民和廖仲愷也來到神户與孫中山會合。
8月16日,孫中山、胡漢民等人離開神户前往東京,到後便住在頭山滿宅邸的隔壁——東京赤阪區靈南阪町27番地海妻豬男彥宅,直到一年後才搬到豐多摩郡千馱谷町大字原宿109番地。頭山滿是日本黑龍會的創始人,其人一生充滿傳奇色彩,他既支持日本對華侵略,又支持孫中山等人的革命活動,這次孫中山等人遭難,他認為是“窮鳥入懷,獵夫不殺”,孫中山也由此在東京呆了近3年的時間。
在日本定居後,黃興也趕到東京與孫中山會和,兩人重逢之時,相對無語,其心情之沉重,可想而知。在總結“二次革命”失敗原因時,這二位領袖產生了分歧併發生爭吵,孫中山認為“二次革命”的失敗原因是黨內組織渙散,黨人不聽指揮,缺乏嚴格的紀律,以至錯失良機。因此,孫中山認為,這次革命完全是敗於自己而不是袁世凱。
黃興對此不以為然,他認為“二次革命”是一場迫不得已的革命,完全是袁世凱一手造成的,而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敵我雙方力量過於懸殊。由此,黃興不同意孫中山立刻發動第三次革命的主張,而是提出要積蓄力量,以圖再舉。孫中山對黃興的消極態度很不滿意,隨後便在東京着手改組政黨的工作。孫中山認為,革命之所以遭受慘痛失敗,原因還在於黨內“革命成功、革命黨銷”的思潮,加上同盟會被改組為國民黨後,魚龍混雜,泥沙俱下,黨內紀律全無,幾如一盤散沙;要想打敗袁世凱,就必須將這個形同虛設的國民黨痛加改造,所謂之“毀黨造黨”,即將原國民黨重新改造成一個新黨,這就是歷史上所稱的“中華革命黨”。
事實上,中華革命黨還是倚靠當年同盟會的老底子,至於宋教仁組建國民黨時期合併而來的那些政治力量,當時已經名存實亡,也就乾脆剝離出去。另外,孫中山在建黨時提出,革命程序應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階段,這是孫中山首次提出這一成熟理論,這也為後來國民黨的施政提供了理論支持。中華革命黨最為人詬病的是孫中山説提倡的準極權體制,那就是黨內要無條件擁護黨魁(就是孫中山自己了),黨中所有的高級幹部不由選舉產生,而是由黨魁直接指派;黨員也分成三個級別,即“首義黨員、協助黨員和普通黨員”;所有的黨員必須立下誓約,並加蓋指模(即按手印),聲明“犧牲自己,服從孫先生,再舉革命”,並立誓如下:“一、實行宗旨;二、服從命令;三、盡忠職務;四、嚴守祕密;五、誓同生死”。誓約的最後還加了一句,“如有貳心,甘受極刑”(這就有點過分了,搞得跟黑幫入會一樣)。
對於這個誓約和儀式,很多老同志都表示不理解也不贊成,但孫中山認為革命失敗就是因為缺乏紀律導致,因而對此毫不相讓,絕不妥協。孫中山説,“第一、革命必須有唯一(崇高偉大)之領袖,然後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為強有力之團體人格;第二、革命黨不能羣龍無首,或互爭雄長,必須在唯一領袖之下絕對服從;第三、孫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專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實行者。如離開我而講共和,講民主,則是南轅而北其轍。忠心革命同志不應作‘服從個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錯誤。我為貫徹革命目的,必須要求同志服從我(老實説,你們的見識有限,所以應該盲從我);第四、再舉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舉革命,非服從我不行,這絕無退讓之餘地”。
至於按手印一事,孫中山同樣認為是天經地義,不容有絲毫的更改。據當時在一旁觀禮的革命老同志居正回憶説:“總理意志強毅,態度堅決,南山可移,此案不動”。事實上,即便是孫中山自己,也要宣誓立約,以示莊重(不過免了手印一節)。孫中山這樣赤裸裸的搞個人獨裁,不免令同盟會的一些元老級人物感到寒心。中華革命黨在1914年7月成立後,除了陳其美、戴季陶、張人傑、蔣介石、鄧鏗、林森等人按手印宣誓入黨外,其他有影響力的革命黨人如黃興、李烈鈞、柏文蔚、吳稚暉、蔡元培、鈕永建等人都紛紛拒絕參加。就連跟隨孫中山多年的汪精衞,也對此不以為然。他們在得知蓋手印一節後,或聞風遠逸,或罷工杯葛,最終使得中華革命黨並沒有在歷史上發揮什麼重大作用,除了開過一次成立大會,外加若干次失敗的小行動外,也就在“二次革命”後的民國政局中被基本邊緣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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